（来源：上观新闻）
1918年10月10日，《申报》馆迁址于上海望平街三马路新建的五层报业大厦，特发增刊“新屋落成纪念式”，展现报馆内外一派现代化空间意象：一方面，新报馆建筑高度与设计风格迥异于四邻，成为街口转角处一座引人瞩目的建筑地标，旨在打造“文明曙光”；另一方面，新厦的内部构造、流水线设计以及先进印刷设备等空间元素不断塑造从业者全新的工作和交往方式，孕育出现代新闻观念和新的职业愿景。本文从媒介地理视角对《申报》馆大厦落成的空间生产和意义流动进行考察，揭示出近代报馆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巨大变迁中“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的媒介价值和文化意义。
01 引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以印刷技术、电报和交通为基础的现代报业初具规模。报纸成熟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被现代大工业所标识的空间聚合，即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进行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因此，报馆，从一开始就以比报纸/新闻这一提法更加能够说明现代新闻业的指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893年，在“公车上书”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1895/2007：42）便将“报馆”与“新闻”视为等同，称“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较早揭示了报馆的地理空间性和社会文化意义。1903年，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被引入国内，梁启超（1901/2010：23）撰文道：“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他不仅将报馆与新闻相连，而且特别赋予了报馆本身之显在主体性，“彼如豫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在此意义上，报馆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或者“报纸”，而成为占据特殊地理空间的、具身的、可感的、可知的、可持续进行意义生产的社会文化实体（马烨、刘于思，2021）。
上海开埠后，后来居上，一跃成为新的全国报业中心和信息集散地，大小报馆林立于城市空间网络之中，“作为比较彻底的地方性产品”而成为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创造”（赵建国，2020：189）。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报馆选址大致都趋向靠近商业、文化、工业生产的中心区域。1899年，《中外大事报》报馆与《苏杭公报》报馆相继设于福州路西段庭筠里与胡家宅。福州路西段遍布茶楼酒肆，又近跑马场，地理条件优越。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山东中路南段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墨海书馆，印刷发行《六合丛谈》，后发展成麦家圈地带，吸引大批书报印刷机构落地。1898年，《苏报》馆迁至河南路棋盘街中市的青莲坊南首第六十七号内。棋盘街林立商务印书馆等书局，和报馆相映形成近代小型文化产业群。
而地处公共租界腹地的则是后来发展成为东方“舰队街”的望平街。1909年，《新闻报》馆自原“山东路单开间门面”迁至汉口路19号的新屋，这栋四层大楼“大部分是木结构”（汪仲韦、徐耻痕，1982）。1921年，狄楚青在望平街福州路新建起七层《时报》馆大楼，转角处特意高耸出一座中国传统风格的八角形塔楼。1918年10月，《申报》正式迁入望平街汉口路与山东路交汇处，一幢坐西朝东的新建五层钢骨水泥大楼。其南侧与东侧两排旧式里弄建筑，则分布着文正印局、现代图章印刷公司，以及《时事新报》馆、《神州报》馆、《新申报》馆等，一个新兴文化出版中心浮出水面。
报馆集中分布，将周围商业、文化、工业生产等具备城市化性质的基础设施群落标识而出，成为现代化城市媒介集群的一环。报馆的建造，同样主动塑造着这种城市公共地理环境，以工业化实体空间嵌入并催生近代城市业态，将媒介空间建构的现实具象呈现在民初社会。时过境迁，《时报》馆与《新闻报》馆都未能完整留存，只有《申报》馆五层大楼，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昭示着这栋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地理空间意义。
澳大利亚学者纳里莫（Terry Narramore）指出，在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进程中，上海的报纸在财务和设备等多方面依赖于国外，中国报馆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企业化的大型生产组织作为支撑，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承载这些技术设备的空间为其运营提供支撑（特里·纳里莫、李斯颐，1992；Narramore, T.，1989）。然而，《申报》大楼似乎恰恰提供了一个很不同的例子，史量才不仅通过完善广泛的商业网络提升了经营状况，且倾力打造了一个能够用于发展新闻职业化模式、承载报纸生产所需技术设备的现代化报馆空间。正如戈公振所言：“报馆之自建房屋者极少，有之亦与普通房屋无异，惟《申报》馆之房屋，比较合于报馆之用。”（戈公振，1955：199）报馆建筑不仅彰显着报刊自身的经验积累与新闻权威，其作为一种充满意义的媒介，本身就展现着一种微观地理同更大的系统之间的交织与联系（刘于思、马烨，2021），正所谓“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梁启超，1901/2010：23）。
既往研究多聚焦《申报》版面内容之呈现，新报刊史书写则尝试突破传统静态考察路径，转而聚焦报馆/报刊本身的交流价值和意义流转（黄旦，2025；孙藜，2025；路鹏程，2021；詹佳如，2024；潘晟、景晨雪，2020；周怡靓，2019；罗映纯，2015），强调报馆/报刊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与演变之中，尝试挖掘近代报馆的社会勾连性和文化动态性。不过，正如多琳·马西（Doreen Barbara Massey）所言，空间不仅是坐落在城市地图上的一个平面的位置或是地点，空间亦有其自身的历史和轨迹，且能够讲述空间中行动者的历史的生产和经历（多琳·马西，2005/2013）。当报馆这一负载着传播技术与传播实践的空间进入具体的地域文化之中，本身有其自身的落地与成长之轨迹，同时，亦能够再造新的空间活动、新的社会关系甚至新的职业认同。
因此，本文特别关注《申报》馆新厦这一实体地理空间的交流意义，探讨《申报》迁址这一行动以及矗立在望平街拐角处的这栋五层新厦所孕育出的地方性城市想象与新闻职业观念，聚焦回答如下问题：《申报》馆新厦的城市地理空间特点如何？乔迁新址引发了怎样的社会关注？新厦内部的空间分布如何？这一新式空间引发了怎样的人际交流和职业群体互动？这样的空间安排如何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秩序和专业伦理观念？以及新厦落成何以成为《申报》事业推广的居间力量？本文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揭示出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馆建筑物理性实体空间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02 重返望平街
《申报》馆最初设于汉口路红礼拜堂对面一座二层旧式建筑中，后于宣统年间迁至望平街263号一座三层楼的房屋中。在史量才收购《申报》之后，《申报》馆曾一度因为资金问题被迫迁出望平街，在后马路一个租赁房中排版印刷，待到报纸刊印完成，还要用车子送去望平街发行。这使得报刊发行成了一个棘手问题，报贩头目徐阿七说：“我这个搯报人真是做得好辛苦……试想他们把《申报》用黄包车运送来，要费多少手续与花多少时间呢!越是报纸来得迟慢，报贩越是心急，你抢我夺，混乱一片。幸而我脑筋动得快，关照《申报》发行部先发拆报摊，打发一般现拆现卖的报贩们先行走路，因为他们都靠现卖赚钱过活，手上没有固定阅户的。并把所有大小‘包纸头’伙计的报贩，发行一律压后，压到《申报》到齐，方始着手发行。”而这种紧张与极不便利的状态，一直等到新报馆落成、重返望平街之时，“方得解除烦恼”（王敏，2008：207）。
《申报》敏锐意识到空间地理位置对于报刊发展的重要性，民国二年，《申报》“计划自建新厦，以策永久”（申报，1947年9月20日a）。1916年10月23日，《申报》在当日报纸首页刊登《本馆启事》：“本馆在望平街三马路口自建五层楼，新屋添置世界最新式印字机器，力图进步。”（申报，1916年10月23日）“新屋开工伊始”，就已将一个还未落成、构想中的建筑空间同“世界”、“新式”与“进步”联系在了一起。历经两年，1918年10月10日，《申报》馆正式迁入这幢新建五层大楼中，一楼大门上“申报馆”三个大字赫然在目，标志着《申报》馆风风光光地重返望平街。北隔一条汉口路，《申报》馆与《新闻报》馆隔路相望，南行数十步，《申报》馆又与《时报》馆相近，形成了一个报馆三角区。
20世纪20年代的望平街一带，其地理形状大致呈北长南短的倒梯形，《申报》馆位于这个倒梯形中挑出的东北角——山东中路与汉口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角地块。整栋大楼自中心处向汉口路与山东中路延伸，形成一个外挑的中心，恰如这条“舰队街”上乘风破浪的“船头”，同时占据两条道路上的水平空间，成为视线的中心焦点。在这个焦点处，又有两门一窗：转角处一道东北朝向的门、面向汉口路的一道门，加之临近望平街东面外墙上开有一钢栏栅取报窗，由此发行的报刊如同“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曹聚仁，1996：97）。
《申报》特别举办新屋落成纪念式，并向上海各界发放请柬，盛邀中外嘉宾出席。彼时上海《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以及美国专业建筑杂志《现代建筑》（Modern Building）等相继报道了这栋新建报业大厦，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上海泰晤士报》更是称颂这栋装修得十分之考究的大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同胞的企业精神，更将成为上海主流报纸的理想报馆（The Shanghai Times，1918年10月11日）。
纪念式当天，《申报》不仅在当日报纸首页发布大字公告：“今日本馆附国庆之荣光，行新屋落成纪念式，加印朱色道林纸增刊两大张”（申报，1918年10月10日a），还发表《双十节申报新屋落成赋》一文：“忽千街之灯火兮，发万盏之宝光。何游人之如织兮，群跂足而翘望。循万头之攒动兮，观高楼之百丈。”称人们观此情此景足以“一拓眼界”（申报，1918年10月10日b）。同时发表的大量祝词中，皆透露出将《申报》前途乃至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途与新馆的落成、乔迁相关联的意象，指出《申报》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份传达信息的报纸，而同“华美崇高”的报馆大楼一样成为望平街“高踞海上，远瞰列强”的“文明曙光”（申报，1918年10月10日c），成为一个新的地理中心。
翻至当日《申报》第21页，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朱色道林纸增刊”，首先即是《申报》新馆壮丽先进的建筑图。史量才向建筑师提出的要求是，这栋建筑必须做到“独一无二”（unique in design）（The Shanghai Times，1918年10月11日）。新厦由中国营业公司的建筑师Ashley设计，辛和记营造厂承建。造价“计划银七十余万两，但因时值欧战，水泥钢骨等来源缺乏，价值奇昂，承建的营造厂，为此竟亏折达十万元之巨”（申报，1947年9月20日a），但钢筋混凝土结构性优越，于是史量才“于建筑费之外，慨然再赠与五万元，以补贴其所”（申报，1947年9月20日a）。新馆建筑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736平方米，建筑面积3680平方米，有100余间房子。外立面设计巧妙融合了罗马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建筑元素：底层与夹层构成坚固的仿石纹基座；往上有华丽的阳台，设有略微凸出的壁柱（The China Press，1918年10月11日）。设计者在所有楼层都安装了超大窗户，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光，即使是最高层，也利用双层茛苕叶托架的挑檐安排该层的采光。冯艾弥（2018:133）在小说《海上落雨》里写宜鸣松到《申报》馆去，看到：“楼层都很高，每一个楼层，每一间事务室光线明亮，清爽整洁，将各个部分区分得清清楚楚”，“心中着实赞叹”。
而彼时《申报》馆的旁邻仍是带有江南民居风格的里弄建筑，这种里弄建筑“总体仍采用联排式布局，但单元平面却采取中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形式，结构亦采用中国传统的砖木立帖式”（伍江，2008:42）。这些大都为两到三层的建筑行列，无论层高、材料、技术还是造型，都远不及这栋高挑而立的新厦。德国传教团的约翰内斯·维特（Witte, J.）1924年游历上海时，描绘彼时之上海“只有很少的高楼，长长的、笔直的街道两边都是一两层楼的房子”（Witte，1925：42-45），最高的、位于城市核心的西式大楼也仅有六层。而《申报》馆的五层大楼在1918年拔地而起，无论是工业化建筑材料与设计的融入，还是对于用以彰显华丽的高度、对称性的要求，都使得新厦同周围的建筑孤立、断裂开来，成为彼时上海以至全国新闻界来说独一无二的新式建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00：104）。
而这栋建筑也具有明确的实用功能——为了信息产品的生产实践，现代建筑结构与现代建筑材料满足报纸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承重、采光、防水、抗压与流通，配备了供暖与照明等现代化设施（Modern Building，1919）。在《申报》增页中，除建筑图外，还附上了建筑内部不同功能区的图片，展示了电梯、编辑部、营业部、活板部、照相铜板部的空间细节。《申报》馆后来又经历了几次空间布局上的革新，通过现有资料能够推测出报馆内部自下而上大约呈这样一种分布：报馆底层（地下一层）为印刷厂，“有排字房、铸字房、纸版房、铅板房及铜锌版制造工场等”（检察风云，2016：88），史量才特聘的江宁同乡周仁院士主持了新馆内部的机器安装。二层（地上一层）是营业厅，顶部雕刻绮丽花纹。编辑部、总主笔室、采访科、校对科、翻译室皆位三层。四层主要空间用于职员的办公、娱乐与住宿。最高一层则是总管理处及会议室，大会议室中又套有小办公室，以作为史量才处理担任日报公会会长相关事宜的办公室。
外文报刊在对这栋建筑的报道中，无不称赞大楼内部完善先进又舒适宜人的员工设施：报馆的诸多房间中甚至包含餐厅、台球室、牌室、理发店、服务用房、浴室、温室，员工的宿舍和小型美式酒店别无二致。铺有瓷砖的屋顶花园中有一座爬满开花藤蔓的意大利式藤架，在这处藤架的遮蔽下，《申报》馆的成员可在夏日消暑纳凉（The Shanghai Times，1918年10月11日；Modern Building，1919）。整栋楼宇的设计与设施配备无疑充分体现着现代报业“最先进的水平”（Modern Building，1919）。
众望所归的《申报》馆如此轰轰烈烈地重返望平街，不仅仅是区位层面的横向位移，从最初的二层小楼到如今的五层大厦，物理空间的垂直扩张展现着《申报》的资本积累与熊熊野心——要成为望平街上一道现代化的标志性景观、成为上海城市化的隐喻、成为新闻业界一道代表着文明与进步的“曙光”。
03 建筑之内：媒介空间中的万象更新
事实上，“新屋落成纪念式”并非《申报》第一次提到报馆建筑。1873年2月15日，海上双鸳鸯砚斋就仿造《阿房宫赋》在《申报》上发表《申报馆赋》，所书写的是最初那座二层旧报馆。在1918年10月10日的“纪念式”中，《申报》刊登《本报历史概况》一文，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用来描绘《申报》开办以来的情形之变。若将《申报馆赋》同《本报历史概况》放在一起对比，洋洋洒洒的词句之间，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关乎《申报》馆的空间意象亦已悄然发生转变。
《申报馆赋》中说：“码头热，华洋杂；新闻集，申报出。馆创三月下澣，八页按日。信局代售而寄发，直达苏杭。纸贵一时，流入各邦。八文零销，六文趸折；行情招贴，戏目告白；各取印费，位置列错。”（申报，1873年2月15日）这段文字让人能够想象彼时报纸一出，渗透市井的场面。然而那时的《申报》馆，却是“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雷瑨，1923：28）的方寸之地，“营业部长广不逾尺，列二案，一为广告者，一为司出纳者，编辑部亦湫然一室，设座五六”（伍特公，1923：7）。编辑部与排字房之间的生产联系全靠“隔窗系一麻绳，绳端系一马口铁罐，发排稿件，均置此中抽送”（张叔通，1938）。因此彼时的《申报》是“在材料缺乏，设备简陋的环境中出版”（申报，1947年9月20日b），以致“报馆每日所出之报，其总数无过数百份”（姚公鹤，1986：260）。而当迁至这个“重楼高耸、气象巍峨”的转角处时，“纸贵一时，流入各邦”前的生产流程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世纪末，传统的新闻生产与信息采集十分简陋。一是编辑取材的内容简单，“月定十篇，即在编辑一方面，亦只摘录奏折，删节公文，所任职务，至为简单”（张叔通，1938），或“从香港报纸翻译或转载还来的”消息。二是“因为交通不便，一件事的发生，距离报上所发表的日期，至少在一星期或十天左右，远的地方，甚至有一月以上的”（申报，1947年9月20日b）。消息来源局限性强、同质性强，又因交通不便难有时效一说，报馆空间也无需为这类简单的信息处理工作设置复杂的空间规划。而到1900年代，依《本报原始》一文所说，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城市中愈发普及的运用为报刊拓开了消息来源与发行去路，“新闻渐渐真以‘新’的姿态出现了”，各路报刊对“新”的追求推动着职员、信息的增多，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作为基础设施的空间以保证“新”闻的发行。在报刊销数大增的同时，“广告客户也源源而来，原有的篇幅已容纳不下”，原有的报馆空间显然也“不敷用”（申报，1947年9月20日c）了。
“新闻是被重视了”（申报，1947年9月20日c），需要报馆为更为系统化的新闻采集与生产模式设置可供发挥的空间。新的《申报》馆“房屋呈一‘口’字”（张善瑞，1936-1937），“中留天井，光线充足，各部可以环绕”（黄粱，1936）。主笔房已被编辑部替代，账房则被营业部取代，城市中的新兴职业已经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多样的职业分工。组织的完备与员工的增多使得报人这一身份演化成为更为细分的职业，总经理、总编辑、特约通讯员、校对、营业部门主任等职位被划分而出，报馆内的新闻业务链逐渐完善。无论是“浇字房、照相铜锌版部”等生产空间，还是“洗浴室、修容室、职员卧室”等食宿起居空间，亦或“弹子房”（汝津，1923）等休闲调适空间，各类功能空间的集中配置与高效衔接，本质上是近代报业生产集约化的直观体现，它将分散的个体纳入统一的物理空间与组织框架内，打破了以往采编、排印、发行等环节相对割裂的状态，使整个新闻生产形成环环相扣、高效协同的流程，以提高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效率。
为服务于此，报馆内的生产动线也进行了更为周到的设计。新馆计五层，如按每层大致工作类别区分，自上而下分布为总管理层、职员层、编辑办事层、排版层、机器印刷层，围绕着一套自上而下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工作流程来建造，手握信息生产与知识生产权威的空间设于高层，负责劳动生产的印刷车间则位于底层。“从这个排列情形，就可以明了他们的工作程序，由会议议决案件，总管理处决定了工作方针，然后由各部职员根据工作方针办理各种事务，编辑部将各项新闻编好后，然后可排字，打成纸版，再浇成锌版，最后用机器印成报纸”。为此，报馆内配备了楼梯、电梯以及专门运载货物的升降机，为城市中集约化的劳动生产形态与不断加快的新闻生产效率提供着物质性保障。“所以房屋的排列，也不是可以马马虎虎的，像申报馆房屋的排列可以说是‘直线式’由上而下，使各部工作可以联络，可免去上下奔走的麻烦”（张善瑞，1936-1937）。
报馆垂直的、组织化的空间分区，一改早期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权责不分明的作坊式生产模式，比如在过去报馆内的账房还需承担一部分编辑的职责。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建筑为先进的印刷机器提供了独立的空间，甚至考虑到了噪音与承重的问题，设置于报馆底层，辅以排字间、分拣间等，用以支撑紧密的、环环相扣的生产链。1918年刊登的《本报历史概况》一文中提到，民国七年九月起，报馆“改用美国轮转新机，且用上海宝源纸厂制造之纸”（申报，1918年10月10日d）。在增刊中，《申报》就附上了报馆大楼中所使用的新式轮转机的图片，“日本仿制法国最新式轮转机”，“此机为日本各新闻社所通用者”。“该馆所用印报机器为最新式者，系购自美国（R.Roe G Co.）所制，计两架，大者值一万七千元，小者值一万三千元，原动力用电气。我国报界中所用之滚洞机为数颇多，惟该馆与他家有异，盖别家所用者，每一滚洞只可印四页，而该馆所用者，每一滚洞可印八页。合两部印机，同时可印七十二页，其速率实抵普通机器四部矣”（汝津，1923）。“故每日上午四时以前所发之新闻，尽可从容披露于六时出版之报纸，自最后发稿以至全部印成，需时不过二小时许，可谓极迅速之能事矣”（德远，1936）。
《现代建筑》（Modern Building）描写这间生产车间：精密机器以近乎不可思议的速度，每小时印出数千份报纸。就像纽约先驱广场的猎奇游客会驻足惊叹一样，上海的天之骄子们也会停下脚步，看着印刷机批量印出承载着他人观点的报纸（Modern Building，1919）。足以可见，随着近代化的文化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引入到报馆的运作流程之中，以工业机器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了过往传统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报馆的成长也逐渐趋于一种大型企业形态，为文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相应的组织基础。
更具商品性与大众性的“广告”则获得取代“招贴告白”的生产基础。《本报历史概况》的丙部分描绘了办报之初广告“风气未开”、“刊登极少”，到光绪三十一年对广告板块的改革，“又另开中幅广告一栏”（申报，1918年10月10日d）。至此，商业的风气已大开，于是报馆中特设广告处以维持广告发布与运作程序的规范化，其中又逐渐分出广告整理科、广告校对科、广告设计科等。在报馆迁址前后，《申报》则将“新屋落成”融入到地板漆的广告之中，在1918年10月7日所发布的《诸君欲房屋墙头干燥乎》中称，“现在申报馆新建筑房屋内之水门汀地板，均用本行脱罗司康之地板漆”，并在广告最后引导“诸君或至该馆参观便可知晓”（申报，1918年10月7日）。这一广告的刊登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将商品同报馆空间联系在一起，使得报馆本身就成了商业性广告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报馆空间成为了商业生产本身。
时过境迁，到1918年之时，报馆空间已成为“文明现代”的写照，它将租界中技术的现代化变迁融入新的生产流程，进而生产出带有进步意味的商品化信息产品，传达到它的读者那里。报馆内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一套完善的生产制度，成为上海新闻生产技术现代化以及上海新闻业建构进程的一部分。
04 馆中交往：空间与行动的流转
新厦落成后，屹立于这座现代化口岸城市的报馆建筑已经不再具有过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社会交往时必须要穿越的“院落围墙”。因此，《申报》并未仅仅将报馆作为一个封闭的生产空间，而是为彰显“文明曙光”，大开公共交往之门，欲将《申报》馆打造成为一个传播与交流现代思想文化的场域。报馆中出现了许多新式交往空间，这些有意无意建构出的开放之地，通过布局与环境影响着人的行为规范与体验感受。而人持续变化的交往需求也对空间的营造与更新发挥着驱动作用，“在这种转化中，他们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以适应外部情境的变化”（保罗·亚当斯，2009/2020：15）。
报馆五楼的会客室是每逢各界人士前来报馆参观时常用以接待的空间。1939年，黎芙一行三十来人乘坐电梯到达这间位于五层南部的会客室，这是“一间简洁的房间，正中摆着一列长桌和许多靠椅，台上铺了洁白的布；正对着门口的墙上，挂着申报的商标”，商标的下面“写着‘为人夫子而木铎其声大而远’”（黎芙，1939）。借用“天之木铎”的典故，将《申报》意图传播真理、启迪民众的思想传达给前来这间会客室参观的每一个人。
在这间房间里，“有该馆杨载皋先生”曾招待人事管理学会会员，“遍赠同人《申报概况》小册一种”（黄粱，1936）。随后，杨先生详细介绍了馆内资产、人员状况与生产流程。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同样在五楼会客室中，得到杨载皋先生分发的《申报概况》一册。其中，关汝文、蒋浩龙（1937）写下《上海申报馆参观记》一文，称会客室内挂有“最使人注目的《申报》第一号及第二万号，其他还有统计表之类的表格等”。他们感叹道：“规模的宏大，设备的完善，国内同业恐无与为并。”可以说，在这个空间中，物质实体与人的行为交织互构、共同传达着报刊的组织文化与职业身份，告诉每一位来宾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而处在报馆中的来客，也从对空间环境的感知中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
1927年，报馆于三楼开设采访部。孙恩霖在其回忆中将采访部看作是报馆内部的一个公共交往空间。与会客室不同，采访部的护壁板漆着深栗壳色，不仅作为报馆职员前来面试时的会晤之所，亦是信息流通的公共场域：“每天下午四时左右，采访部主任室里最热闹。随时有外文报记者来访：字林西报华籍记者周翻苹、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以及日本东方通讯社的龙岗与波多博等都是采访部康通一的朋友或客人。”《申报》馆自然对这些人的到来表示欢迎：“第一，因为他们都不是《申报》的竞争对手，对于他们所得到的外侨消息，我们向他们要时，无不慷慨乐予。第二，外文报的集稿与发排时间，都比中文报纸为早：有时我们给他们通个电话，晚上他们来《申报》时，随身把小样带了来，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道谢之不遑。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于他们的帮助，我们自然也投桃报李，他们所问及的，总是给他们以满意的回答。”（孙恩霖，1983）
处于这一空间内的信息沟通与置换，被明确置于一种新兴传播媒介中的新型职业性生产空间（即采访部）之中，又被空间中所塑造出的职业框架所限定。在这一方以服务新闻生产为核心的职业空间中，一套围绕现代新闻生产的新的社会交往秩序逐渐成型，它消解了传统文人雅士于私室、茶馆中“以文会友”的状态。“时效”与“新闻价值”成为这个交往秩序中可能考虑的因素，但同样，围绕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互利意识和协作观念也在这个空间之中逐渐生成并达成共识，塑造出新闻共同体的身份归属感。
膳堂，或者说食堂，也是报馆中一个新的空间。《申报》旧馆“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饭肆，或命仆人购餐于市肆，揣回房中食之”（雷瑨，1923：28）。迁址新馆后，膳堂因为不同的使用行为孕育出了新的气象。人事管理学会的访客在路过膳堂之时，“见二人正舞刀弄棍，当此寒气袭人，竟赤露其上体，其精神实堪钦佩”（黄粱，1936）。膳堂也曾举办“庆功宴”，是为庆祝秋季“定户运动”——报刊年度发行工作收尾总结，“与宴诸人，于三杯下肚之后，弥觉兴高采烈，一菜甫上，众箸齐下，猜拳赌胜，谈笑风生，其欢欣融洽之状，有非言语笔墨所可形容者”（文煌，1947）。膳堂逐渐演化成为报人间进行非正式交流的空间，使得交往行为出现在围绕着职业划分、生产流程外，兼具日常与娱乐的可能性。
餐室也可作为外交之场。1921年，世界报业巨子伦敦《泰晤士报》主人北岩爵士（Alfred Harmsworth）由京抵沪参观《申报》馆，由总主笔陈景韩、营业主任张竹平，以及谢介子、余瑞波等人现场迎接，馆中“悬挂中英国徽与万国旗帜”，并“陈列菊花多种以资点缀”（申报，1921年11月22日），参观后众人聚于餐室宴叙，北岩爵士致词云：“鄙人远游贵国各处，今日获来贵馆参观，殊有一种特异之观感，即贵国之报界竟有用最新之组织设备如贵馆者也，鄙意世界幸福之所赖，莫若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北岩以现代性新闻生产为比照，肯定了报馆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在国际舞台上所处的位置。在致词中，北岩甚至将报馆同外交相比，赋予《申报》馆极高地位：“报馆采集各种真确之新闻贡献于世界，其价值与公用实远过于外交。”（申报，1921年11月22日）
《申报》将对当日的隆重报道取题为《北岩爵士昨日在沪之盛况》，虽言“在沪”，却先以大量篇幅记录了北岩参观《申报》馆的详情，将“访沪”的叙事聚焦于馆内发生的谈话，通过报馆的物质性空间与人在馆中的实在性行为产生“表演性关联”（保罗·亚当斯，2009/2020：172），塑造出一种新的“中心-边缘”的信息地理格局，昭示着《申报》馆在世界传播格局中的主体位置——不再是“万国”信息网络中的边缘依附者，而是“采集各种真确之新闻贡献于世界”的信息生产中心，将空间自殖民性语境中抽象出一种报界“文明曙光”的经验。
05 “尊闻阁”：新旧空间中符号的迁移
事实上，在“新屋落成纪念式”之后，《申报》亦多次在报端书写、纪念新报馆。比如1947年《申报七十五周年二万五千号》纪念刊中附有《申报》馆“旧馆图”，称其“与新馆址相较，无啻天壤”。
当天登载的《尊闻阁》（申报，1947年9月20日a）一文，自新馆三楼采访室中悬挂的“尊闻阁”匾额写起，追忆了《申报》过去65年的历史，并以“尊闻阁-极古老的洋房-钢骨水泥新厦”三重变化勾勒了《申报》馆的建筑迁址与更新史，而“钢骨水泥新厦”指的就是1918年迁入的五层新馆。三次变迁，也透露出《申报》由秉笔华士到华人办报的历史隐喻，而在其中，“尊闻阁”匾额作为一个符号从未消失，而是从旧报馆一路被带入新空间之中，成为这座现代化大厦中一个似乎与“旧”有关的符号。
“尊闻阁”三个字，“为钱塘吴鞠谭先生手笔”，带有清末江南文人雅士的喜好与其社会交往的烙印，《申报》（1947年9月20日a）也坦承：“过去厅堂斋屋，大都有题字，尤其是文人，更喜欢提上些风雅的匾额。《申报》是文人雅士朝夕相处之所，当然不能免俗。”《申报》馆作为一个新式空间，成为晚清以降桥接旧式文人到职业报人身份转圜的重要场域。从故乡到城市中的报馆，是初入报馆的报人所面临的第一个空间上的转换，使得过往乡村中以家庭为社会细胞的旧有结构被打破了，他们不得不开始适应现代都市中的社会细胞——围绕着职业的小单元。进入报馆空间，试图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同这个空间建立起连接，以尊闻阁三个字赋予“尊重新闻事业”的涵义，给自己那一套文化创造出一个新的意义。身处这一空间中的人们，将自身长久积淀的坚韧文化结构附着于这一近代城市空间之中，与新文明共存，而“新闻”的观念也自这第一个空间中孕育而出。
到了1918年迁址新馆时，“尊闻阁”匾额被放置在报馆三楼的采访室，新闻事业的释义落在报刊对于采访这一现代新闻业职业标志的重视上，客观、真实、时效成为悬挂在报馆各项工作流程头顶的制约。而具身于此的报人，也会根据所感所知产生新的职业化行为模式，他们描述自己在空间中差异化的行径，借此阐释自己的职业分工。报馆的工作时间“通常为每天下午三时到晚上十二时，若早一天有工作布置则另行安排”（孙恩霖，1983）。采访部的外勤记者们“通常下午三时左右到报馆，如没有特别任务，午夜可以回家。逢到值夜则需要等到大样完毕，大约清晨四时光景才下班”。深夜报馆中的外勤记者，“一碗排骨面算了一顿夜饭，赶快埋头把今天的收获写下来。想考虑一下修辞吗？来不及了。想喝一杯咖啡恢复一点疲倦了的脑力吗？来不及了。快，快，编辑先生们已经坐在那里，拿起了红笔和浆糊，在等候你的稿子了”。而编辑工作看似有着“无冕帝王”的“无上的威力”，却也十分辛苦，种种流程结束后，拿着“大样”仔细检查，“认为毫无错误了，编辑们方才抽一支卷烟，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带着一张黄黄的脸，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房安眠去”（西等，1947）。“紧张万分的电讯室”（西等，1947）的工作则通常要持续到凌晨三点钟，滴滴嗒嗒的声响流淌在高度技术化的空间之中。报馆平日里没有休假，“除了过年之外，要天天到馆”（孙恩霖，1983）。
报人显然已经明晰自己在报馆之中所扮演的身份角色，由此，报馆中不同的生产空间，成为一个个可供想象的物质性存在，使他们能够进行职业化的自我建构与书写。“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本部‘室声’因之四起：电讯室的喊声，校对室的哼声，采访室的笑声，惟编辑室无代表之‘声’，有之，仅一片咳嗽声，与机器之声相对唱和耳”（随，1947）。这是通过空间中“声”的差别去书写不同分工，同时也能看出，细分的职业与职业间，边界与共同体也随着一面面“钢骨水泥墙”树立起来。
现代性新闻职业分工观念带来了新的融合，但也“创造出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传播边界”（保罗·亚当斯，2009/2020：85），这必然使得这个报馆空间内部营造出新的、更加细微的区域差别，一方面影响着报人对于空间等级秩序的感知，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这种空间上的细微差别实现自身的职业想象与追求。譬如，陈彬龢刚刚进入《申报》馆的时候，“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在总编辑张蕴和的写字台旁，添了一把椅子。陈似不觉为意，与人交往一概谦和有礼”（傅德华，2013：103-104）。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陈彬龢才凭借愈发熟练与出色的业务能力在《申报》馆的地位产生了变化。而作为《申报》馆的总主笔，陈冷有单独一间总主笔室，尽管“并不宽大”，“护壁板漆着与编辑、采访室同样的深栗壳色。一张大写字台设在屋子中央。上面悬着一盏大电灯”（孙恩霖，1983）。对于办报，显然早已不再是仅仅以自己的姓名得缀“报尾”这一版面空间“为荣”了。新报馆足够大，也有足够的空间作为职业“殊荣”的可视化表达与差异化体现，新闻生产的竞争机制流通其中，使这些空间成为现代“尊闻”事业的具象化。
《尊闻阁》一文称新厦落成足以“表示出主持人对于办报的魄力与热心”（申报，1947年9月20日a）。《申报二万号特刊》亦载有：“人颇以为异，以为区区一报馆，何必需如是壮丽之馆屋。殊不知《申报》之建筑此屋，非为壮观，而表示报者之一种决心。”（申报，1928年11月19日）这幅极具现代工业文明特点的建筑图景被与职业报人的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垒筑而成的钢骨水泥中浇筑着华人办报的现代化新闻理想，也承载着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构筑的新的权力秩序。又因建造了新的报馆建筑而使得新闻事业有了新的进步：“大馆舍之建筑，新式机器之购置，均先后实行，此亦《申报》得以进展之因素”（申报，1947年9月20日c）。可见，《申报》此时所谈的“办报”，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些同友人观看马戏后刊登于报端的新鲜谈资，也不再是“雅俗共赏”的“奇闻异事”了，而是围绕着工业化生产手段、职业化新闻观念与专业化管理制度所制造的新闻产品，是更加文明的“尊重新闻事业”。
“尊闻阁”匾额仍在，而那些文人雅士呢？《申报》（1947年9月20日d）认为，回看早期的报刊，“以现代的新闻眼光看它的性质及内容，当然不能予以过高的评价……而早期自由谈及其他增刊，也只是谈谈风花雪月，弄弄琴棋书画，因之，这些增刊，是专为一般士大夫阶级而添设，而当时，《申报》也的确是士大夫阶级的报纸。但是，时代在不断进展，士大夫们‘呜呼于戏猗欤盛哉’的文章被淘汰”。唯有“尊闻阁”三字區额尚留在《申报》馆新厦的采访室中，不知是否“有彼岸之可达”（李大钊，1912/2013：1）。
06 结语
在新闻劳动的物质空间正在慢慢消失的当下（O'Reilly, Vine，2022：33），本文以1918年《申报》馆乔迁新厦这一历史事件和新式五层报业大楼这一建筑实体空间为核心分析对象，试图重申作为新闻建筑的报馆之重要性，并将关于报馆的空间研究同地方中的人文地理联系在一起，呈现报馆的物质性存在及其社会属性中蕴含的更多意义与广泛可能。
在1918年10月10日的“新屋落成纪念式”中，《申报》刊登了《扬州许小湄祝词》：
“
大哉中华，实为旧邦，懿欤《申报》，文明曙光。高踞海上，远瞰列强，吸收精粹，著为篇章。
”
“文明曙光”既是一句祝词，也成为《申报》馆对自身的一句愿景。报馆作为一空间媒介，本身自有施蒂格·夏瓦所言的“新陈代谢”功能，当它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相连时，也促进了城市文化地理、组织职业愿景、个人生产惯习之间的“新陈代谢”（夏瓦，2013/2018：150）。在彼时大部分报刊皆“租赁民房”或无法提供足够空间进行大规模生产之时，《申报》馆通过建构水平与垂直两个方向上的空间形态同周围环境的断裂性以确立其新闻媒介地标地位，通过建筑内部功能布局的适配性来支撑新闻生产的工业化、集约化转型，通过一个稳定的、资本化的企业建筑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化道路与共同职业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后盾。但建筑不仅仅作为容器而存在，新型空间框架、激发、改变着从业者围绕现代新闻观念的工作形态、交往经验甚至是组织形态，而人的活动也反之赋予并强化着空间的社会属性，言说着对其自身职业想象与职业认同的阐释的“迁移”。由此可见，本文所强调之空间，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彼时所处社会之所以“现代”（夏瓦，2013/2018：4）的重要原因。
诚如纳里莫所言，报馆的确是吸纳了西方建筑技术、生产技术垒筑而成的实体空间（特里·纳里莫、李斯颐，1992），但当落实到具体的实践经验上，报馆也生成了自己的一套新闻生产观念，制造出报馆作为信息生产中心，“采集各种真确之新闻贡献于世界”（申报，1921年11月22日）的新的地方性。当报馆在这种新的地方性中孕育、追求并践行着新闻事业理想的同时，已决然地同过去文人雅士那种所谓风花雪月的传统进行决裂，迁入新厦已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与过去决裂，并连接未来。
（李莉 罗婧怡：《空间生产与意义流动：1918年<申报>馆大楼的落成与纪念》，2026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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