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的巨大顺差造成了全球贸易失衡？近来，不少西方媒体频繁抛出“全球贸易失衡中国责任论”，其逻辑看似简单明了：中国出口多了，其他国家自然就受到挤压了，全球贸易因此失衡。本质上，这种说法是“中国冲击2.0”的一个变种。
这些论调提及的“全球贸易失衡”，是对客观现象的一个描述。实际上，“失衡”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常态。早在19世纪，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世界工厂”，通过向全球倾销工业制成品，并从亚非拉低成本获取原材料，维持了贸易顺差。二战后，美国GDP占全球接近50%、工业产值占全球超过一半，维持了长期顺差，欧洲、日本是逆差方。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转为持续逆差，其间顺差方从日本、德国、石油输出国，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
在这持续的“失衡”中，起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全球贸易失衡中国责任论”的炮制者——美国。美国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自身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地位必然造成的“特里芬难题”。美国202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约1.8万亿美元，居民储蓄率长期低于主要经济体，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必然由外部净流入来填，逆差不过是这个缺口在对外账目上的表现。逆差的“来源国”从中国换成越南、墨西哥，美国的储蓄缺口仍然没变。另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和贸易结算货币，就必须向全球源源不断地输出。而输出美元的主要方式，就是美国必须保持长期的、巨大的贸易逆差。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顺差并非“占便宜”，逆差也并非“吃亏”。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部手机在中国完成最后组装，出口额全额计入中国顺差，但价值链的大头——芯片、专利、品牌溢价——归属美欧日韩企业。中国货物出口中相当比例是跨国公司在华生产，利润经转移定价回流母国，美国消费者以更低价格获得工业品，美国企业靠进口中间品和设备维持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外贸产品的竞争力，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得竞争优势。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外贸的发展；人民币贬值，中国外贸出口份额也没有明显提升。随着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出口主要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持续大幅下降，汇率变化没有影响中国外贸总体平稳增长势头。
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根源在于各国经济结构和储蓄投资关系，解决问题最终要靠各国自身改革和共同调整。试图依靠提高关税解决全球失衡，实际上是用贸易政策替代宏观经济调整，用限制外部供给掩盖内部结构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推动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蔓延。在需求萎缩、金融危机和贸易壁垒共同作用下，1929年至1934年世界贸易额下降约2/3。各国贸易收支可能随着进出口同步萎缩而趋于收敛，但这种建立在需求收缩、生产停滞和经济衰退基础上的所谓平衡，付出的代价是世界经济整体繁荣的丧失。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向下平衡”。
真正有利于各国的出路，是通过扩大开放和共同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向前看，各国需要在扩大市场、深化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中逐步改善外部收支，实现增长与再平衡相互促进。中国持续扩大自主开放，放宽市场准入，积极扩大进口，给予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既是推动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与世界各国共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实际行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应当是在发展中优化结构、在合作中扩大需求、在增长中实现调整，让各国通过自身努力和互利合作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