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上，中方发布《关于加强外空治理的中国立场》文件，这是中国首次系统阐述对外空治理的立场主张。立场文件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根本遵循，倡导外空发展与安全、外空稳定与可持续性并重，就各方普遍关切的外空发展、安全与治理问题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思路，为国际社会开展相关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蓝本。
外空作为新兴发展领域之一，同样面临着机遇挑战并存的战略抉择，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造福全人类，还是将地缘对抗引入外空，将外空“战场化”。作为航天大国，中国在《关于加强外空治理的中国立场》中作出明确回答，即“反对利用外空从事危害他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动。尊重各国外空资产、外空活动和人员的主权、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以及“坚持外空领域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重申各国在外空的安全利益相互依存，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外空安全时应兼顾其他国家合理安全关切”。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人类开启太空时代伊始，“和平利用外空”便成为外空治理的首要特点。1957年10月4日，苏联使用R—7火箭将人类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升空。十几天后，时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波波维奇便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表示，“苏联地球卫星证明，为广泛利益建立导弹和卫星的国际合作时机已经成熟”。1958年11月13日，“和平利用外空”首次出现在建议设立“和平利用外空的特设委员会”决议草案中。1959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第1472号“外空之和平使用国际合作”决议正式设立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最终，1967年生效的联合国《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即《外空条约》是国际上第一个规定外空活动法律原则的条约，将“和平利用外空”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即“确认为和平目的发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和平利用外空”几乎是伴随着人类太空时代的步伐出现并发展的。
《外空条约》倡导和平利用原则，明文禁止在外空部署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即“不在绕地球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实体，不在天体配置这种武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部署此种武器”，此后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不部署任何外空武器”的禁忌。外空能够长期保持为“安全净土”，“和平利用外空”功不可没。
如今，这一禁忌却被打破。个别国家公然宣布在外空部署武器，将这一武器的功能描述为“太空控制”，并明确表示“讨论我们在轨道上具备这种能力，本身具有威慑价值”。近70年前，“和平利用外空”正是出现在该国参与提交的决议草案中；如今，第一个建议设立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国家变成第一个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国家；曾经主张“外空没有武器”的国家使外空出现了武器。打破“不部署任何外空武器”这一禁忌，势必导致安全风险上升。
中国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加强外空全球治理，是摆在人类面前的紧迫课题，也是各国共同责任。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关于加强外空治理的中国立场》中强调，坚持外空发展与安全、外空稳定与可持续性并重，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全人类。
（作者为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