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邓晓芒
《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书封。
“我把这本书看作我这一辈子的交代，其余的计划都是顺带的了。”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邓晓芒新作《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三大卷，150万字，从正式写作到出版历时7年。深耕中西哲学数十载的当代哲学大家邓晓芒，将重建当代形而上学的学术理想与理论抱负，都凝聚在这部学术巨著之中。
这部“三卷本”到底讲了些什么
第一卷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检讨，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展示了西方形而上学围绕本体论建立起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但在其晚期却日益显示出片面性的弊端。
第二卷是对中国形而上学的反思，从先秦道家哲学、魏晋玄学到三教合流中的宋明儒学，揭示了中国立足于“贵无论”的形而上学的形成、修正、圆熟以至衰落的理论走向。
第三卷是重中之重，在对中西形而上学完成检讨与反思之后，以自否定哲学为基点，构建起“语言学之后”的当代形而上学体系。
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推出，便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和热烈讨论。
捍卫现代汉语的纯洁性
中国古代汉语具有的优点无可比拟，那种诗意的、隐喻性的类比等修辞非常丰富。
1964年，16岁的邓晓芒来到湖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10年。1974年回城后，他又当了5年搬运工。“当搬运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安排。劳动后出一身汗，洗个澡坐下来看书，这是最惬意的。”正是那15年的生活，构成了邓晓芒后来所有哲学思考的经验地基。
“我接触了大量的老百姓，知道他们要什么，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邓晓芒说，通过学习西方哲学，他也知道了西方人是怎么想的，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张力。这种巨大张力不是从书斋里推演出来的，而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正是因为邓晓芒当年每天扛货包、拉板车，多年后演变成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意象：携带工具。
“携带工具”是《走向语言学之后》一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在邓晓芒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不仅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在于“携带工具”。猴子用完工具就扔了，黑猩猩也扔，只有人用完了还舍不得丢，带在身上，把它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携带工具具有语言性。”他说，一个携带工具的人站在面前，他向别人表示了某种意思，它是一种语言，人类产生语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按照邓晓芒的讲述，“走向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主要体现为以三种句法建构起的语气的形而上学。邓晓芒创造性地将人类的语气展示为一个具有“正、反、合”的内在辩证规律的体系。他按照语言的求真、求善和求美的三大要素，把全部语言划分为三种句型，即陈述句、使动句和感叹句。“陈述、命令、感叹——分别对应人与世界的三种基本关系，它们从知、意、情三个不同角度体现出说话人的自由意向。”在邓晓芒看来，西方哲学长于陈述逻辑，中国哲学长于感叹意境，两者互补可构成新的形而上学框架。
邓晓芒进一步延展着话题，中国古代汉语看起来是已经过时了的语言，但是它所具有的优点无可比拟。那种诗意的、隐喻性的类比等修辞非常丰富，“如果要把这些汉语优势跟西方语言的逻辑、理性的优势融合起来，成为一个杂交的新汉语，就太强了。”邓晓芒因此感谢像傅雷那样的老一代优秀翻译家。他认为，那些具有古典文学素养、兼具西学背景的老一代翻译家，创造了具有中西杂交的现代汉语，它们成为现代汉语的“骨干”。
写这部书，或许还可以看作邓晓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捍卫现代汉语的纯洁性。“我对于糟蹋现代汉语，感到非常气愤。”邓晓芒说，网络时代，现代汉语受到了极大冲击，故意夹杂的英语词汇、错别字，以及故意卖萌、装傻等等，在网上非常普遍。那些正儿八经说汉语的，反而会被认为书卷气太重，流量也不高。
要把一生变成一个体系
哲学最终要回应的是普通人的困惑，而不只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
邓晓芒身上有一种罕见的统一性。他不只是“研究”体系，他是把生命本身活成了一个体系。
直到现在，邓晓芒每天的时间表也定得非常严格，虽然没有写出来贴在墙上，但是他心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这就是我一开始提倡的那种体系的思想——要把一生变成一个体系，每一步每个环节都是安排好的，不能浪费每一分钟。”
这种自律近乎苦行。邓晓芒每天坚持做俯卧撑，坚持锻炼八段锦。写作时间曾经每天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现在78岁高龄，效率降到巅峰期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每天仍保持两三个小时的写作。
这样的自律保证了他持续的创造力、写作力。谈及《走向语言学之后》的分量，邓晓芒坦言：“如果现在我就走了，死而无憾。”其实，1992年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出版时，他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没想到后面还能搞出这么多，包括10卷本500万字的《黑格尔句读》——逐句解读黑格尔，只为了让那些“想读又读不懂”的哲学爱好者有一把入门的钥匙。
在邓晓芒看来，哲学最终要回应的是普通人的困惑，而不只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所以他做康德句读、黑格尔句读，正是希望让“没上过大学的，或者学工科的，对哲学有爱好”的人，也能走进来。
邓晓芒说：“我们这个时代对做学问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尽管有的观点说出来还遭到很多人的误解和批评，但没关系。”他认为，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远远不能跟现在相比，“现在不但能说，而且有人听。”所以他心怀珍惜感——这一辈子要珍惜，这机会不是每个人、每个时代都能得到的。“要干出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干出的最多的事情。”邓晓芒说。
自学的东西才是属于自己的
真正的创造，是从生命的困顿、迷茫、疼痛和狂喜中长出来的东西。
“我的深刻体会是，自学的东西才是我自己的东西，那才能算是你的真正学习效果。”不过，邓晓芒坦言，他这套经验后来越来越不适应时代了。但令他庆幸的是，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的王虹、邓煜是他这一观点的印证，“他们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是最好的成才之路。”
“我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我除了是文学青年，我还对哲学感兴趣。” 邓晓芒回忆，当年出了一大批哲学经典原著，出版社出一本，他就买一本，啃这些书靠的全是自学，“我每一本书要看五六遍，还做笔记，有的还会缩写成一段或一句话。”正是通过自己独创的钻研方式，邓晓芒逐渐觉得那些高深的理论也没那么可怕了。31岁那年，他以初中学历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并通过不懈努力，一步步成为国内研究康德、黑格尔的权威专家。
“人生在世，总要干点活出来。”邓晓芒一直倡导，活着就是干活，干活就是创造。“但真正的创造，从来不只是信息的重新排列。”最后，当谈及人工智能时，邓晓芒的态度务实而清醒。
“人工智能是一个好事，人类的进化又到了一个新阶段。”在邓晓芒看来，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大量重复性劳动，让人从繁琐中解放出来。他自己写作时也常用网络搜索替代跑图书馆，“以前老先生们一箱一箱的卡片，现在全作废了，太方便了”。
但他的判断很明确：“人工智能只能当工具，它本身不具有创造性。”AI能写诗，合辙押韵，用典精准，行家看了都自叹不如。但是，“它不是创造出来的，它是通过熟读名家的诗词，从里面吸取典故、音韵、格律，再来写一首诗。它不能跟李白相比，也不能跟辛弃疾相比。懂行的一看，这就是李白讲的那句话嘛，辛弃疾讲的那首词嘛——你能算创造吗？”
在邓晓芒眼中，真正的创造，是从生命的困顿、迷茫、疼痛和狂喜中长出来的东西。李白写“仰天大笑出门去”，辛弃疾写“可怜白发生”，那些句子背后站着一个人全部的命运。
路艳霞/文 崔家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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