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近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称，去年阿富汗种植罂粟约1万公顷，今年种植面积已达4.3万公顷。该报告呼吁为阿富汗农民开辟其他收入来源。自从塔利班掌权以来，严厉打击罂粟种植，但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仍然回升，原因何在？
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民族产业”。罂粟长期只是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等地的小规模自用作物，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才真正打开了阿富汗罂粟种植的“潘多拉魔盒”。
战争使阿富汗农业遭到灾难性破坏，约三分之一的农田荒芜，三分之二的村庄遭到轰炸。这一背景下，罂粟种植开始从边境地区的零星状态向外蔓延。苏军撤离之后，阿富汗于20世纪90年代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内战时期，其农业受到更大的破坏，鸦片产量却连年攀升。1999年，鸦片产量达到创纪录的4600吨。
2000年，塔利班领导人颁布法令，禁止种植罂粟，因其有违伊斯兰教教义。从2000年7月到2001年10月这段时间，阿富汗的罂粟种植产量下降了90%。但是，法令的背后存在隐患——当地农民缺乏替代作物，国际社会没有相关援助。
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之后，美国对阿富汗境内的盟友——贩毒军阀种植罂粟视而不见。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2002年美军入阿后首年鸦片产量即升至3400吨，在2017年更创下9000吨的历史峰值。阿富汗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罂粟种植国和鸦片生产国，产量约占全球的85%。
2022年重新掌权后，塔利班再次颁布全国性禁毒令，据联合国报告，2023年，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从上一年同期23.3万公顷下降至1.08万公顷，鸦片产量从6200吨降至333吨。然而，此次法令同样缺少充分的配套改善措施。
历史反复说明，阿富汗鸦片问题从来不只是“禁毒意志”问题，而是战争、贫困与治理断裂共同塑造的结构性问题。种植罂粟，是阿富汗贫困农民迫于生计的抉择。据有关数据统计，2023年，1公顷罂粟可带来约1万美元收入，而1公顷小麦仅略高于770美元。阿富汗深陷人道主义危机，许多民众面临无力购粮的困境，而罂粟是少数能够在一个种植季内覆盖家庭基本生活成本的作物。
但是，个体求生的选择并不等同于“拯救经济”的手段。种植罂粟并不能真正让底层农民受益，利润的大头往往归于庞大的贩运网络。且从长远来看，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民众将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包括被隔离于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之外，以及贩毒带来的社会动荡等问题。
为什么在禁毒与发展之间，阿富汗始终被迫做一道单选题？事实上，藏红花、石榴、松子等高价值作物在自然条件上并非不可行，但它们需要灌溉设施、加工链条、质量认证和稳定的出口市场，而这些配套条件，恰恰在国际援助收缩、塔利班治理能力有限的影响下持续缺位。
真正能够拯救阿富汗农业经济的，从来不是鸦片，而是让农民在替代种植时也能养活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这离不开塔利班政权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提升农业种植技术，大力发展替代种植，开辟稳定的出口市场；一方面则是要更加精准地打击罂粟种植，并给予农民家庭适当的经济支持和援助政策；更重要的是，应当让阿富汗在合适的情况下，回归到正常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如果国际社会继续把阿富汗的禁毒视为一个执法问题，而非发展问题，那么下一次罂粟种植量“创新高”只会来得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