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人
布拉格剪影
1987年，我应邀赴捷克查理大学教授汉语，很快就结识了一位汉学家朋友。
一天下午，我刚走出教室，亚非系东亚部的主任对我说：“我们这里一个叫舍瓦尔尼的人想见你，我担心你初来乍到不适应，如果他说带你参观一下布拉格，你就回答我刚到这里不久，又忙又累，以后再说吧。”和舍瓦尔尼先生见面后，他即表明来意，我按照主任的意思答复。他有点沮丧，跟我握了握手，就挎着小包怏怏离去，连头也没回。
后来，我们又在一个汉学家的私人聚会上相遇了。舍瓦尔尼先生非常大度，并不在意初次见面时我对他的冷漠，与我谈起中国的语言文化，如同交往多年的老友，随意而自然。
不多久，几位上世纪五十年代赴捷克留学的中国学者来访问，与当地的汉学家聚餐，我也在场，餐后闲聊，话题还是离不开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几位中国学者异口同声道：“阴历的二十四节气太准了，什么节气适合种什么，什么节气能收获什么，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都说得一清二楚。”言谈间，流露出对中国农耕文化的得意与自豪。突然，舍瓦尔尼先生像个小孩子似的，笑眯眯地说：“哈哈！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吗？是根据‘阳历’制定的。”几位中国学者学工科出身，并不了解中国人常说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
随着参加汉语文化沙龙活动、汉学家招待会次数的增多，我跟舍瓦尔尼先生见面也越来越频繁。每当他有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讲座，都会事先告诉我，我必去捧场。趁着休息日，他还约我同游日普山（传说是捷克民族的起源之地），请我去布拉格以北七八十里的农舍避暑。年轻人出远门都开私家车，作为七十岁的老人，他只能带我乘火车往返。1988年暑假，听说我的爱人来捷克探亲，舍瓦尔尼先生打电话邀我们夫妇去他家做客。他的夫人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一顿地道的捷克大餐；除去法餐，捷克美食在欧洲也是小有名气。
来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舍瓦尔尼先生的电话，他说自家的樱桃下树了，要给我送点尝尝鲜。半小时后，他提着一小篮樱桃，准时出现在我的寓所。我给他沏了一杯茶，然后，一边品尝那鲜甜的紫红色大樱桃，一边和他聊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多数捷克汉学家一样，舍瓦尔尼先生对明万历以前的中国特别感兴趣，那时的中国非常强大，GDP约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明万历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周期。他说，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欧洲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完全不了解。一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一直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其最大特点是对内重视修炼自省、对外强调睦邻友好，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有这样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自然不会欺负别人。我被舍瓦尔尼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深深打动，他不愧为一位出色的、令人尊敬的汉学家。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他非常喜欢和中国人交往，因为中国人勤劳、诚恳、热情、认真。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外文出版社将他的一部语言学书稿纳入出版计划，谁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使得出版业务被迫暂停。在那种形势下，工作人员仍不忘把他的书稿细致打包，完好无损地寄回。
那年秋天，得知我任教期满，即将回国，他带我到布拉格的一些景点参观，总算兑现了两年前的约定。从早晨六点半到中午十二点半，他拄着拐杖，带我看了六七个地方。我也想尽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夫妇方便时到访北京，我陪他们游览一下北京的名胜古迹。
回国前的一天，我正式向舍瓦尔尼先生发出邀请，没承想他婉言谢绝：“我已经七十岁，捷克有一句谚语：‘年轻人的死是偶然的，老年人的死是必然的。’不能再出远门了。”听到他的回答，我有些遗憾。
回国后，我与舍瓦尔尼先生虽未经常通信，但总有往来的友人帮我们互通消息。2011年4月，远嫁捷克的唐女士来京省亲，我向她打听舍瓦尔尼先生的情况，她说先生很好，我当即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新近出版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托唐女士一并带给舍瓦尔尼先生。不料唐女士刚回到布拉格，就传回令人悲痛的消息——舍瓦尔尼先生不久前仙逝了，享年九十四岁。
舍瓦尔尼先生幼失怙恃，由社会慈善机构养大，并帮助其完成了大学学业。作为一个生长于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他经历过多次社会动荡，遭遇过各种人生磨难，但他从不气馁，即便失业在家，仍坚持从事汉语的研究工作。他一直以一位学者应有的姿态，在学术道路上艰难跋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