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复星医药总裁王兴利：下一个“爆款”药物可能出在什么赛道？
当中国创新药从跟随式研发走向源头创新，疾病领域、靶点、技术路径与商业模式的选择，已成为行业无法回避的战略命题。在近日举行的2026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暨浦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大会（BIO-FORUM & BOIF 2026）上，澎湃科技独家专访复星医药总裁王兴利，围绕中国创新药企的机遇判断、战略取舍与全球化路径展开对话。
今年7月，王兴利升任复星医药总裁，9月接任复宏汉霖董事会主席。此前，他曾任美国贝勒医学院心胸外科研究主任及终身教授，并在跨国药企诺华任职十二年。外界将这一人事变化解读为复星医药对创新药战略的进一步加码。
复星医药总裁王兴利接受澎湃科技专访。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对话」
“未来的竞争格局将与过去不同”
澎湃科技：您2023年从诺华加入复星医药。三年来，行业环境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许多叙事将2022年前后视为医药行业的资本寒冬，你认为行业是否已经走出？
王兴利（复星医药总裁）：这几年创新药行业的变化是结构性的，既有地缘政治的冲击，也有资本周期的压力。但让我保持信心的关键在于，中国创新药过去二十多年的积累，正在逐步进入收获期与爆发期。
所谓“资本寒冬”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许多初创企业需要尽早实现商业价值，因此对外授权管线（BD）成为现实选择。部分全球热门靶点，国内企业难以独立完成全球临床开发，一项全球Ⅲ期临床试验动辄需要数亿美元投入，对生物科技公司而言负担沉重。与跨国药企共同开发、推进License-out，是正常且合理的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高校的科研水平在提升，论文发表的数量与质量持续改善，真正的源头创新转化仍在路上，其价值会逐步显现。放眼5-10年，源自中国的重磅产品有望出现。随着跨国药企专利悬崖临近，其对早期产品的需求上升，叠加中国的研发效率优势，未来的竞争格局将与过去几年有所不同。
两组数据可以佐证中国创新已深度嵌入全球生态：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约1360亿美元；2026年仅上半年，这一数字已突破1000亿美元。同期，源自中国的临床研发资产约占全球三分之一，与美国处于相近水平。
战略选择：在风险与聚焦之间建立平衡
澎湃科技：你曾指出“创新最大的难点在于选择”，并提到中国药企70%至80%的研发资源集中在肿瘤领域，造成内卷。两年过去，情况是否有所改观？在疾病领域、技术选型与管线风险评估中，哪些战略选择对当下的中国创新药企更为关键？
王兴利：情况已有明显好转。部分企业通过商业化成功积累了一定资源和信心，使它们敢于选择风险较高、尚未被验证的靶点。
全球在研靶点数量有限，重复开发难以避免。拥有资源、信心和经验的企业，可以追求风险收益更高的靶点，但关键在于学会释放风险——例如在同一机制下选择上游、中游、下游的不同靶点，或对同一靶点采用不同组合来分散风险。行业通常的做法是，将10%至20%的资源配置于高风险项目，同时保留70%至80%的资源支撑基本盘。
在疾病领域的选择上，大型药企的布局看似趋同，因为大家都聚焦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但在治疗领域重叠的情况下，差异化的核心在于机制与靶点的选择。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其病因涉及多因素交互，未必需要集中于已验证的靶点，但风险在于未经充分验证、失败概率较高。因此，选择固然重要，风险意识同样不可或缺——该止损时止损，该调整时调整，才有可能提高整体成功率。
竞争不充分的蓝海必然伴随潜在的高风险，竞争激烈的红海则至少经过行业验证。善用工具可以降低成本、减少失败概率、提升研发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卷”本身并非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在竞争中形成真正的差异化。
复星医药去年研发投入接近60亿元，其中超80%投向创新药。我们的研发投入首先聚焦于肿瘤、免疫炎症、阿尔茨海默病等核心治疗领域。其次，通过自主研发、BD合作、基金孵化与产业投资相结合的多元化模式平衡风险，充分运用好全球化资源。第三，在立项环节即将商业回报与全球市场可能性前置纳入考量。
下一个“重磅产品”可能出现在哪里
澎湃科技：GLP-1药物近两年几乎重塑了全球医疗的商业版图。你认为下一个“重磅产品”可能出现在哪些赛道？
王兴利：肿瘤领域的投入仍将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乳腺癌、肺癌、消化道肿瘤等影响广泛人群的重大疾病仍将是药企关注的重点。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致病机制的认识已从线性病理学说转向网状交互模型——多种因素可以同时发挥作用。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不少企业正在神经免疫、生长因子、神经元营养等多个靶点方向并行探索，最终突破点难以预判，但一旦成功，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因为需求规模巨大而现有解决方案仍然匮乏。
减重领域在热度消退之后，副作用问题会促使行业重新评估，例如反酸导致胃炎、肌肉流失等。减重不能止于体重下降，肌肉保护同样是关键。老龄化与抗衰老是长期议题，肌肉不流失是其中的重要方向。
此外，还有两个规模庞大的临床需求值得关注：慢性疼痛与睡眠障碍。对老年人群而言，一款无成瘾性、能够同时覆盖肌肉痛与神经痛的镇痛药物，具备成为重磅产品的潜力。睡眠领域同样如此：入睡困难、早醒、睡眠深度不足是不同维度的未满足需求，现有安眠药仅能诱导睡眠，尚无法实现真正的神经系统修复，也无法有效清除大脑代谢废物。
澎湃科技：ADC、CAR-T、基因治疗等新疗法为患者带来新希望，但价格高、可及性不足的问题同样突出。你如何看待这些前沿药物的真实影响？商业化挑战是否会成为创新的阻碍？
王兴利：大部分新技术一开始可及性就会弱，因为研发投入多,使用人数少。慢慢放量以后，大部分药的成本包括CAR-T与基因治疗都会降低并且可及。
技术的发展也能降低成本。我觉得对未来制药影响最大的是在AI工具的加持下“一人一药、一人一剂”成为一种可能。比如，通过数据建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数字孪生，在治疗和诊断之前，虚拟的你来看你到底得了什么病、什么药对你管用，每一个人的开发成本会大大降低。
为什么？因为现在获批的创新药是针对群体有效性与安全性的平均值做出的。但是它未必会对每个具体病人起一样的疗效，有一样的安全性。比如目前最火的肿瘤免疫药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也只是对30%-40%的病人有效；抗生素、降压降脂药等等，也是一样，都是一部分人有效。对于不同的病人，每个药的副作用也各有不同。如果可以通过工具找出什么药对特定的人既有效又没有副作用，那它就不贵了，就可及了。
AI出现很多年了，但这些年把它变成实用化、大众化的工具以后，已经大大拉近对新药新技术的可及性。以前的精准医疗是靠生物标记物把人分类，但还是按群体治，治的是平均值。有了AI以后，未来的临床医学，会更多实施个体化治疗。按照这个人的基因型、组学，特定微环境，既往的病史等，数据来针对性的治疗这一个个体。
再比如，CAR-T成本太高，但你要是把它变成in vivo（体内合成）、变成一体机的自动化体外样本处理，成本立马就下来了，量再大一些价格会更低。所以虽然有些创新药与创新技术现在还比较贵，但新疗法的可及性终归会实现的。
国际化：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
澎湃科技：你曾提出“产品出海不等于国际化”，强调需要建立全球运营体系。当前，哪些国际化路径最适合中国企业？
王兴利：出海是将产品卖出去；国际化则是建立全球临床运营、全球注册、全球生产质量体系和全球商业化团队。完全自主的全球运营体系是努力方向，但未必适合每一家企业。
创新可以关起门来完成，商业化则无法如此。商业化面对的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复合场域，跨文化沟通是核心挑战之一。比如说，在中东市场卖药，一定要用当地公司、当地团队的人来做，因为他懂病人、懂医疗体系、懂准入，懂当地的文化习俗。当然，所有这些因素还是要基于你有一个好产品。无论是出海还是国际化，有一款安全有效的创新产品还是万事之本。
就复星医药的实践而言，国际化并非单一维度的产品输出，而是在研发、注册、生产与商业化全链条上逐步构建体系能力。在注册端，公司已形成覆盖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印度、非洲、东南亚及中东等核心市场的网络，呈现“欧美主导突破、新兴市场深耕”的格局。
在生产供应端，已有65个制药车间和生产线通过美国、欧盟、日本等海外主流市场的GMP认证和WHO预认证，实现全球核心市场常态化供货。在商业化端，覆盖中国、美国、非洲等主要市场的团队超过6000人，并在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建立了区域分销中心，其中非洲营销网络已经覆盖40余个国家和地区。
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的核心产品H药汉斯状已在全球超50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并通过与Abbott、Sandoz、Intas/Accord等合作方在亚太、中东、非洲、欧洲等区域推进商业化。2026年前三季度，复星医药的境外收入占比超30%。
澎湃科技：从价值观层面看，你做过医生、科研、研发管理，如今担任企业总裁。站在个人与中国药企的角度，当前最重要的价值判断是什么？
王兴利：要想成为全球化的企业，要强调一种更包容的价值观，一种普世价值观——让全球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到你这儿来，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不是到了一个外国的感觉。
从开发角度来说，把所有想法、所有创新、所有研发都归结到它的临床价值。财务价值只是一个方面，看你怎么实现，实现多大。但临床价值是硬核的，有需要就有市场。
所以立项也好，买产品也好，都是看临床价值在哪里。很多大药企做决策的人往往是临床背景的人，这是因为他对临床需求感觉比较明确。
但也有一些领域，临床价值明确，商业价值可能不够，从企业角度，需要一个平衡。
从科学家、临床医生转型到企业家思维，我觉得挺挑战的，而且一直都在转型的路上。以前老觉得不能总强调财务价值，但你又会发现所有要做的事离不开资源支持，一个产品的开发，必须能产生回报，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唯利是图，但同时要在有经济利益回报的情况下，我们才有能力做一些对社会、对病人价值很大的事。这些事情都是要平衡考虑的。企业能持续增长，能持续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研发投入，我们需要能盈利的产品，尽管这一点听起来有点现实。
基础研究也很重要的，但不能太偏颇，一定要学会把科学转化成人们能用的产品与技术。复星医药设立源头创新基金，也是这个目的，帮科学家把科学发现转化成对病人有价值的产品，帮着他们把他们辛勤的付出与科学的发现转化成资源，转化成商业价值。创新的科学家、医生也都应该从科学发现中获取财富。
AI能否打破“双十魔咒”
澎湃科技：你此前表示AI“肯定能”打破“双十魔咒”。一年过去，变化有多大？
王兴利：变化很大。从靶点到IND阶段，以前是三年，现在有很多例子是一年半完成，从靶点验证到候选分子8-9个月的案例无数。大家会质疑选出的东西是不是能成功，它不会百分之百成功，也有成功率问题，但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人工选药可能会筛选出两百个候选化合物都需要合成并且实验室检验，现在通过AI工具获取的候选化合物，可能只需要合成20个做实验室验证就足够了。时间缩短了，成本降低了，整体药物开发成本就降下来了。
我作为复星医药AI专委会主任，三年前开始推动量化决策工具的开发。因为选择太重要了，但一个人的脑力和效率是有限的，所以通过量化决策工具帮我们做选择。现在几乎所有让我看的项目，我都会用这个工具看一眼，它能从13个维度打分，评判这个产品应不应该投资、应不应该往前走。同时，我们也把复星医药的量化决策的工具（PharmAID）也纳入我们正常项目评判的体系中了。
以往做判断需要查很多资料，大概需要2-3个星期，用PharmAID现在只要1-2个小时，就可以输出评判分析与建议，而且，跟我们人工的判断很接近。虽然在战略深度上可能不如人的判断，但它提供的分析更全面，让我们做决策时候，感觉更放心更有信心。AI出现以后，战略性的，智慧性的东西可能更重要。大家用一样的工具，在类似的起点上竞争。
现在行业很缺靶点，化合物不缺了。靶点缺，是因为大家都不敢干，证据不全，AI可以帮助把证据链完善起来。现在很多AI for Science（AI驱动科学发现）公司在搞自动化实验室，它有用，但在现阶段能带来多大价值还有待观察。当工作量非常大的时候自动化很重要，但当工作量被干实验（计算机模拟）压缩到非常小的时候，自动化能带来的节省就没那么大。
在成本最高的临床阶段用AI提前计算成功率，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建设的，但目前数据还不够。原则上是能预测的什么样的病人会对什么样的药物更有效更安全。20年前IBM就做过动态临床试验设计，病人接受实验药治疗后的病理，临床反应信息反馈回来用来动态调整后面入组什么样的病人。举个例子，比如，30%的人对肿瘤免疫疗法有作用，70%没作用，要展示有效性可能需要300个病人用这个药、300个用对照药。但假如你选的病人90%都管用，根本用不了300个，可能几十个病人4就够了。这意味着成本降低、时间缩短、成功率提升。
预计在五年之内，我们有可能见证“双十魔咒”被打破，因为部分AI辅助开发的药物已经进入临床后期阶段。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仍需更长时间。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