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叶宇星
深圳，从南海之滨一个边陲农业小县发展为令国人称赞、世界瞩目的现代化国际大城市，不得不说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在这一奇迹的背后，是令人感慨的、时代弄潮儿飞舟击浪的传奇。
近来，由政协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组织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宝安口述史：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前》《宝安口述史（1980—1992）》相继面世。书中遴选了20位原宝安县不同领域的建设者代表，有参与重大决策的领导，有勇立潮头的企业家，也有扎根基层的干部、守望民生的医者、传续文脉的匠人，他们回望自己在历史关口的所见、所想、所为，用“口述史”这一有温度的历史书写方式，回溯了从宝安县到深圳市的历史变迁，为读者、为特区历史研究提供了参考。
工业化进程的探索与蝶变
蚝业、渔业曾是宝安最古老、最具特色的产业之一。然而，经济特区的成长是一条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之路，传统农业从发展基础到产业形态全方位改变，蚝业、渔业等传统产业面临巨大挑战。
宝安沙井从宋代开始插杆养蚝，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前，沙井蚝早已久负盛名、驰名中外。从事沙井蚝业50年的陈沛忠回忆，其父30岁左右去广州，在“协兴行”从学徒做起，后来成为股份合伙人。当时广州还有义合、大益等专门代理沙井蚝的商行。1951年建立了蚝业加工厂，沙井蚝豉、蚝油远销国外。然而，随着大量工厂的建立，海水污染日益严重，传统蚝业面临危机。经过实验、考察，最终探索出异地养殖的新路。产业基础、品牌意识、经营思维，是沙井蚝得以不断突破的“钥匙”。
宝安曾有不少常年靠捕鱼为生、以船为家的疍民。疍民，又称“水上人”“疍家人”。20世纪30年代，珠江流域沿海一带的疍民已逾百万，在深圳东部、西部沿海地区皆有从事渔业的疍民。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鼓励疍民上岸、支持疍民在岸上兴建住宅，改善生活条件。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宝安县在南澳建设南渔村，安置疍民上岸居住生活。疍民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改善。伴随着特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渔民陆续在岸上建房，至2005年渔民全部上岸，结束在海上漂泊的生活，真正享受了改革开放、特区发展的红利。
无论是异地养蚝，还是渔民上岸，都是宝安在发展、转型过程中走向新生的历史切片。宝安蚝业、渔业的变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特区的“新”，也让我们看到了宝安的“老”，在由老向新的成长与蜕变中，看到了转型向好的发展规律与成果。
改革浪潮中的突围与新生
曾经的宝安贫穷、落后，与邻近的香港存在巨大差距。曾任万丰村党支部书记、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潘强恩讲，1981年，他担任党支部书记，敏锐地注意到香港制造业北移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于是他整合土地资源、引进大量工厂、在全国农村率先引入股份制，使万丰成长为“南国第一村”。
从宝安到深圳，是贫穷的农业县向工业化、国际化大都市的跨越，也带来了无数人命运的改变。1979年，宝安石岩上屋村的赵秀琴，和24名村里的年轻姑娘，被选中为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的第一批女工，技术娴熟后的每月工资可超过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实现了从农民向蓝领工人的转变，更实现了生活条件的转变。深圳的飞速发展，也吸引了无数外来人口，“到南方去”“到深圳去”成为一代人改变命运的选择。1984年，16岁的郭如贞从汕头来深务工，从一名女工成长为车间主任、生产经理，直至生产总监兼工会副主席，再到深圳首位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外来劳务工，她在一个“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的奇迹城市里，用劳动改变了命运，实现自我的突破。
特区建立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生，为宝安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宝安的领导干部、人民群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劳动者，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勇于搏击，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改变了自己、家庭乃至一群人的命运。
社会变革中的坚守与传承
宝安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时建立的宝安县，距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唐至德二年（757年）更名为东莞县，明万历元年（1573年）因海防需要复设新安县，设县治于南头古城，其地域涵盖今深圳大部及香港地区，是深港城市之源。千余年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在宝安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无数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人石传说）代表性传承人叶恩麟，1936年出生于石岩，从小听着客家传说故事长大，据其回忆，宝安县曾有18个镇，有客家人居住的就有14个镇，在深圳这座飞速发展的移民城市，他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客家文化，为这座城市守住客家文化根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狮舞（松岗七星狮舞）代表性传承人文琰森，1938年出生，是文天祥第26代侄孙，8岁接触舞狮，9岁正式拜师，30岁后先后在香港、东莞、宝安等地招收弟子、传授醒狮文化，晚年定居宝安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竭力传承醒狮技艺。
如今，老宝安各项传统文化项目传承有序，与新深圳的移民文化相得益彰，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因坚守与传承而积累的硕果，也是开放包容而产生的效益。
叙事存史的意义
存史资政，知古鉴今。《宝安口述史》为我们呈现了三幅历史图景，用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为我们构建了生动可感的历史场景。
一是存史，记录宝安人、深圳人的生命历程。历史不是空洞、抽象、冰冷的记录，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构成的“昨日之境”。口述史是记录个人生命历程的写史形式，更关注个人在时代变革中的经历与感受。虽然可能因为时间久远、记忆模糊造成部分偏差，但仍能为我们提供触摸历史细节、更具情感价值的真实历史素材，填补传统史学之不足，为宝安史、深圳史的书写增添了色彩和温度。而且，口述史的记录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程，这两季中的口述者，年长者已近九旬，年轻者也近六旬，若非及时记录，这些故事将湮没于流逝的时间之中。
二是启思，重塑我们对宝安、对深圳的历史观念。这两部口述史向我们呈现的，不仅是几十年间“从渔村到特区”的奇迹，更是厚重丰富的千百年历史积淀和真实动人的生命故事。它拉长了我们对宝安的历史记忆，拓宽了我们对宝安的历史视野，对于成长于斯、生活于斯、创业于斯、工作于斯的“老宝安”“新深圳”而言，丰富了我们对宝安、对深圳的认知。
三是赋能，传递深圳发展的精神密码。无论是探索与蝶变背后的智慧与勇气，还是突围与新生背后的责任与闯劲，抑或坚守与传承背后的情怀与坚持，一个个故事的背后，是深圳何以为的精神密码。今人能从中学习前辈开拓者的精神，汲取榜样的力量，为深圳创造新奇迹提供可感可知的精神动力。
因此，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细节丰富、情感真实、记录完整的宝安故事、深圳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