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静生生物调查所”是个早已不存在、知名度也不算高的机构。该机构的名字是为纪念中国近代教育家范源濂（字静生，1876—1927）。正如胡宗刚所著《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的书名所示，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历史不过短短22年（1928—1950）。
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国传统的本草研究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引进西方生物学时期，“西方生物学家、采集家、探险家来华大量采集，所得均归其国，以供研究之用。不过，由此也引发国人对本国所产物种之兴趣和珍惜”。直到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生物学研究机构渐次设立，在研究方法上尽量采取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在研究对象上则以“中国的生物”为材料，中国生物学才步入第三个时期，即现代生物学时期。
纵观全书的架构，基本上是一部编年史。如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在序里所言，“虽尚有不周之处，仍为我们勾勒出已被忘却的人和事”。五个章节的标题分别是“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诞生：1927—1928”“事业的开创：1928—1937”“陷入战争困境：1937—1945”“战后的复员：1945—1948”“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终结：1949—1950”。全书按时间往后推进，这种结构颇让人想起旧式方志里的“沿革表”。
作为一部记述生物学研究所历史的书籍，《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梳理了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之时，即以调查我国动植物资源为职志，同时对所采集到的标本主要予以分类学的研究。”“至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采集到大批华北、西北、华南等地的鸟类、兽类、鱼类、甲壳类、昆虫类、软体类标本共计约30万件，甲于全国；植物部则采自华北、东北、四川、云南等地之种子植物与蕨类（腊叶）植物的腊叶标本约15万（份），淡水藻类、菌类标本共约3.5万号。尤以在云南10余年所采植物标本，数量之多，甲于世界。”
书中还用相当篇幅追溯以胡先骕为代表的一批静生生物调查所同仁的经历，令这部机构史不至沦为枯燥的行政年表。例如，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办与范源濂等人的家族背景及捐资事宜密切相关，而秉志等科学家则通过留美深造、任教高校、参与科学社团等经历，把当时国际生物学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组织模式引入国内。胡先骕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曾长期担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正因如此，他在书中占有极重的分量。甚至可以说，表面上，《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是一部“所”史，实际近乎胡先骕的准“人物评传”。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筹设、担任所长、抗战中的坚守、水杉发现、战后复员，一直到1949年后的人生抉择，他的相关记录占去全书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相比之下，首任所长秉志“每年春秋两次北上”，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南北奔波的模糊剪影。
抗战爆发后，北平局势发生剧变，研究人员、标本、图书、设备面临保存与转运难题，原有的科研网络也因日寇侵华而中断。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力量南迁后，又与云南等地的科研、教育机构建立起新的联系。抗战胜利之后，静生生物调查所面临的“复员”，并非简单的“恢复原状”，而是整个中国科研体系的新一轮调适。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中对静生生物调查所短短22年历史的记述，见证了一所科研机构的兴衰，勾连起中国现代科学史的几重重大转折——民国时期私人和社会力量助推科学机构成长，1930年代科研制度逐步成熟，抗战致使科研网络迁移、损毁，战后科学事业谋求重建，1949年以后国家主导的科研体系以全新组织原则整合原有机构。如果再考量“静生”二字，既取自范源濂的字，也暗合“静以治学，生生不息”的学术精神。静生生物调查所不仅留存下数十万份珍贵的动植物标本、浩繁文献图书，以及诸如《中国植物图谱》等里程碑式的学术专著，更留下了宝贵的“科学制度遗产”与“精神遗产”。
作者：郭晔旻 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