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山西发布
《农民日报》2026年11月6日7版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义井乡柴庄村苏六来家和儿子家，屋外安装着低温空气源热泵热风外机。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义井乡六福堂村李世友向记者展示热泵的用法。
我们从中截取了几个切面，以期更好地理解在清洁取暖领域发生的那些故事。
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的柴庄村，苏六来97岁的母亲坐在南屋的炕上切着白菜，阳光从窗户洒进屋里，温暖地包裹着老人。
墙壁上挂着一台低温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机器上盖了一块格子布。苏六来说：“每年天一冷，我就来把布掀了，把电插上。老人嘛，不舍得用。”
97岁的老人，用过柴灶、洋火炉子、土暖气，经历了烧柴、烧煤的历史，清洁取暖政策出来，老人被推进了用电驱动的高效取暖时代。苏六来跟母亲说过：“用电花不了多少钱，用多了还免费。”但老人依然不太敢用，也不习惯用。
和母亲不一样，同住一个院里的儿子一家非常自然地享受着电取暖带来的干净和便捷。与祖孙二人相比，苏六来和老伴则处于融合阶段，除了热泵，用玉米芯做燃料的灶台所连着的炕头，也能带来一些热量。
一户普通农家，是北方万千村落和不同代际间取暖习惯对比的缩影。之所以关注这个话题，源于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清洁取暖行动。这期间，人们在摸索、复盘、校正中反复打磨，共同寻找一个答案：既要看得见蓝天白云，又要守得住屋里的洁净温暖。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各地资源禀赋、财政承受力，尤其是农民的接受能力、认知和习惯等共同作答且答案多样的开放题。我们从中截取了几个切面，以期更好地理解在清洁取暖领域发生的那些故事。
煤的退场
很多人记得清洁取暖的起点，是2013年那场持续笼罩北方的霾。当年1月，北京发布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大范围持续污染，把农村散煤治理推到公共议题台前。
也是在那一年，国务院印发了被称为“大气十条”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十部委联合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根据《规划》中发布的数据，当时我国北方地区燃煤取暖面积约占总取暖面积的83%，天然气、电、生物质能等合计才约占17%。取暖用煤年消耗约4亿吨标煤，其中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就占一半，而且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为什么农村散煤治理如此重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际能源署建筑与社区能源技术合作委员会主席、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会长杨旭东常年扎根乡村，对散煤燃烧的室内室外双重危害有着清晰判断。他告诉记者，农村散煤在全国煤炭消费总量里占比并不高，对环境和健康影响却较大。“因为它是低空直排，没有末端净化装置，每吨散煤排放的污染物是大型工业锅炉同等燃料条件下的数十倍。更值得警惕的是，散煤燃烧对农户屋内PM2.5浓度贡献高达73%，屋外污染大气，屋内更是直接损害人的身体健康。”
“散煤要治理，这个方向没有争议。但怎么治理，路径选择必须审慎。”杨旭东说。
在那之后，一场散煤治理攻坚战在北方大地全面铺开。以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汾渭平原为重点，各地开始了大规模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和“煤改生物质”的进程。
回望历程，杨旭东把国内农村清洁取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2013年至2016年的散煤治理攻坚起步阶段，核心是压减劣质散煤、推广洁净煤，遏制散烧污染快速恶化的势头。2016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专门部署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将其定位为重大民生工程、蓝天保卫战重点工程，确立“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宜热则热”多元路径，从单纯管控散煤升级为热源清洁化改造，“煤改气”“煤改电”大规模铺开，地热、生物质、太阳能、工业余热同步试点。由此开启了2017年至2021年的清洁能源规模化替代。2022年至今，则进入融入和美乡村、农村能源低碳一体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中，大规模改造任务基本收官，重心转向巩固存量、长效运行、降碳增效，清洁取暖不再是孤立的治污工程，而是农村现代能源体系、人居环境提质、村镇低碳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北京2013年“煤改电”早期技术方案主要设计者之一，杨旭东深度参与了相关方面的规划和研究工作。
“先是400多户试点，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研究数据。”杨旭东说，“电采暖干净，不用添煤清灰，省力。但最早用的是直热式设备，能耗高，加上农房保温性能差，农村谷电优惠力度不够，所以后面又进行了技术路线调整。”
2016年起北京“煤改清洁能源”进入大规模推进阶段，以低温空气源热泵为主力机型，改造体量迅速扩大。根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到2022年底，北京农村“煤改清洁能源”累计覆盖135万户，全市93%的农户实现清洁取暖。
杨旭东介绍，低温空气源热泵是一种从室外空气中取热的清洁供暖技术，原理类似“空调”，但与空调夏季制冷模式相反：靠少量电能驱动压缩机，把室外空气中的低品位热量“搬运”并升温后送入室内，而不是直接将电转换成等量的热量。低温机型通过喷气增焓、双级压缩、变频等技术，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仍能稳定制热，消耗1度电通常可获得电暖气消耗2~3度电可获得的热量，是北方“煤改电”中经过实际验证的节能供暖设备。
“从北京的实践看，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清洁取暖方案的优化至关重要。”杨旭东说，“采取的是自愿申报模式，农户有改造意愿的提交申请，政府按需拨付补贴资金。技术方式上也是反复论证，示范先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包括同步推进的建筑节能改造，为可持续运行清洁取暖奠定了基础。”
北京之外，重点区域的乡镇村庄里，传统煤炉陆续退出，空气源热泵、燃气壁挂炉、蓄热式电暖器走进寻常农家。短短数年，散烧煤存量大幅压减，曾经一到冬天就煤尘弥漫的乡村面貌显著改善。
2023年12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时任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在介绍《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有关情况时说：“世界上从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工程，说是环保工程，其实也是民生工程。”
煤的退场，带来了诸多好处。以记者此次采访的朔州为例，作为国家级重点产煤区，这些年朔州一边推清洁取暖，一边抓工业排放，综合用力下环境空气质量大幅改善。2025年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14.6%，优良天数328天，出现了刷屏网络的“朔州蓝”。
但乡村的复杂性远远超过纸面方案。煤的退出，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要想守住这份蓝天白云下的冬日温暖，还面临着一些考验。
无形的观念
有形的钱
离苏六来家不远的六福堂村，村民李世友家的东屋里也挂着一台同样的热泵。这台机器是李世友自掏800元、其余全部由政府补贴得来的。除此之外，李世友还获得了一台电暖器、一盘电暖炕、一台电磁炉和一套保温窗帘。热泵的外机就像常见的空调外机一样挂在室外，不用时李世友会将剪得刚刚合适的纸箱子扣在外机上。机器的室内部分，李世友也像苏六来母亲一样，在非取暖季用床单罩起来。看得出来，在他心中这是非常珍贵的家当。
在“煤改清洁能源”中，农民要承担的费用基本是两大部分，除了购买像热泵这种取暖设备的钱，还有日常的运行费用。记者注意到，苏六来家和李世友家的热风机上都贴着一张“煤改电”运行费用补贴明白纸，上面共有5个档位：以月为单位，取暖用电不超过200度或者用到1000到2600度，每度自付0.2862元；用200到500度的，每度补贴0.1元，自付0.1862元；用到500到1000度的，全补；用2600度以上，则每度自付0.507元。记者问，补贴到何时？李世友说还不清楚，但这几年一直在补。
不过李世友说，实际用不了那么多电，因为白天都在外面干活，天儿好的时候太阳从大窗户直接晒到炕上。根据他这几年的计算：“取暖季每个月的电费是百八十块钱，取暖时间在5个月左右，合起来就是五百来块钱。之前烧煤，一年至少得2吨，每吨平均下来不得1000块钱？”
西屋铺着电暖炕，李世友掀开褥子让记者看了看。“这东西热得快，孩子们过年回来插上电，不大会儿就热了。以前得提前好几天把炉子烧上，灰还大。”
与李世友相比，村民王秀荣的取暖历程稍微坎坷些。她是5年前从山上集中移民搬迁到应县大临河乡罗庄村的。本来安置房内有集中供暖，但这些年外出务工的人多，采暖费收不上来，集中供暖维持不下去了。王秀荣用电暖器对付了一阵子，但这种设备供暖空间有限，用电量又大，上了岁数的王秀荣舍不得。观望了一阵，看看左邻右舍都装了时下流行的热泵，她也买了一台。
有时候经验会大过理智。一位应县当地的热泵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在农村，人们不太容易理解环保这样抽象的概念，电和气同样看不见摸不着，热泵也是这几年才见到的新事物，他们对新能源的接受度需要一步步建立起来。
而对王秀荣这样年纪大的农民来说，取暖方式的改变，不仅是一场关乎生活方式的变革，还涉及一个农村老人是如何掰开了揉碎了计算和分配手里的收入。
习惯跟经济和发展水平相关联，一个地区的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如何，在能源使用上能很直观地体现出来。“当然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加速，但整体上看很难跳过那个发展阶段，其中就包括当地资源禀赋、财政基础，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生活习惯和观念。所以在做地方能源发展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杨旭东说。
变化其实一直都在。作为杨旭东团队核心成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研究员荣杏在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连续多年追踪了同一批农户。她说，三年前，当地农户普遍抱着固有认知，认为用电一定贵，对热泵抵触明显。三年之后对比效应自发形成，装了热泵的农户对照往年烧煤账单，没有改造的农户盯着邻里每月电费。“当经济性被亲眼证实，不需要层层动员，农户主动找上门要求改造。”
“人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影响的。”荣杏说。
问题解决了吗？
当然不是。
荣杏说，调研时还经常发现一类误解，常常被简单归因为“群众不接受新技术”。杨旭东反复提醒团队，一些农户吐槽，根源不在节能路线本身，还可能在设备端。比如买到的炉具热效率不达标、配套成型燃料品质差。农户又缺少辨别力，很容易把炉具、燃料的产品缺陷等同于技术路线的失败。“科普不是附加工作，是转型必不可少的一环。很多矛盾的产生，本质上是解释不到位导致的。”
“但科普又是整个链条里最容易被简化、被后置的一环。”杨旭东感慨。
所以，清洁取暖不仅涉及老百姓的支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认知和科普，以及整个行业的转型与规范。
一家炉具厂的
转型与标准之困
山西老万生态炉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应县一家老牌本土炉具企业，作为上个世纪农民创办乡镇企业的典型，1985年应县农民邢志权联合6户乡亲凑了2.5万元办起土暖器材厂的故事曾被《人民日报》等报刊报道过。土暖气是农户独立使用的一种微型水暖锅炉，依靠水循环带动暖气片供暖。这款产品曾精准击中北方分散村落没有集中供暖的痛点，在1999年就做到了全国销量第一，后来也长期稳居民用采暖炉行业首位。
清洁浪潮来袭，这家靠燃煤炉起家的老牌企业和整个行业一样，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记者采访的时候，集团现任董事长邢立力刚从中亚调研回来。除了适应国内市场，他们也将目光投向海外，近些年主攻“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寒冷地区，着力开拓东北亚、中亚两大板块一些国家的采暖和炊事业务。
邢立力说，他们没有退出赛道，而是顺着能源结构变化一步步进行了迭代：先升级洁净煤炉具，给暂时保留燃煤取暖的农户兜底；同时生产适配农林废弃物的生物质炉具，并转向燃气采暖、电采暖的新能源设备研发。
“你能看到，五花八门的采暖设备背后，其实是能源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的底层，是老百姓用能方式、生活习惯的重塑。国内国外一个道理。所以不只是换一台炉子那么简单，这是一场能源生产消费革命，落脚在农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作为朔州市政协委员，邢立力经常到村调研，对于地方上的清洁取暖工作，他提了几点看法：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就是当地有什么能源，怎么获得最便宜，要先摸清本地资源禀赋、核算综合用能成本，强行推广水土不服的方案极易反复；第二是当地老百姓有哪些习惯，不能把老百姓的习惯给打乱了，尤其上年纪的人，允许新旧方式过渡并存；还有就是补贴政策，根据财政可负担的原则，要把这个账算清楚，只有经济上这个账算得过来，事情才可持续。
和父亲邢志权一样，邢立力也喜欢各种炉具。为此还在“老万”公司里建了国内第一座炉具专题博物馆。
在这里，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农村使用的不同炉具，以及应对不同地域农村情况所开发的各式各样的产品：“一煤独大”时，针对广大农村没有集中供暖、蜂窝煤不适宜农村情况等痛点研发的家用锅炉；“煤改”政策出来后大力开发的生物质炉具，并转型升级的燃气和电采暖设备。目前的产品结构中，这家曾经以传统锅炉为主的老牌企业，新能源产品占比已经达到了70%。这些年，“老万”还先后参与了京津冀等北方近百个市县的清洁取暖改造工程，累计为北方各省市输出几百万台清洁供暖设备。
炉具博物馆的外墙内壁，一根25米高的装饰性大烟囱直冲天际。这个不冒烟的大烟囱在初建时就加入了慢慢生锈的设计理念，象征着那段红火的岁月内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中，也象征着千百年的烧煤岁月渐成历史。
但仅仅依靠企业自发迭代，不足以支撑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北京化工大学生物质能源与环境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委会主任刘广青，长期深耕生物质取暖路径，也是“一带一路”清洁炉具合作项目的参与者。他看到这条路线长久的尴尬：生物质属于本地可循环的低碳能源，在秸秆、林果废弃物丰富的区域本是优选，却在很多地方推广时遇冷或改而不用。病根不在生物质本身，而在炉具质量参差不齐、成型燃料品质不稳定、燃料流通链条分散、监管难度大；同时对比“煤改电”“煤改气”，生物质取暖获得的政策扶持、补贴力度相对偏弱。
“根源在于没有强制性准入门槛，没有统一的第三方认证体系。现在行业里大多是推荐性行业标准，不是强制国标，不具备市场准入约束力。”刘广青非常认真地说，“推荐标准可以引导，但拦不住作坊式工厂、贴牌产品、参数虚标的劣质货流入乡村市场。农户没有检测仪器，看不懂热效率、PM2.5排放这些指标，只能凭手感、看火苗，最后为不合格产品买单。”
10月15日，刘广青参加了行业里一场重要会议。在这场由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正在推进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水暖炉通用技术条件》成为专家们研讨的重中之重。
“清洁取暖走到长效运行阶段，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产品准入和认证体系滞后于工程推进。”一位专家开宗明义。
“我们过去更多在谈路径、谈补贴、谈农户接受度，但是忽略了最前置的一环：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燃料，才有资格进到农户的院子里。没有强制底线，科普做得再多、技术路线再合理，也扛不住劣质产品持续冲击。农户分不清，最后所有问题，都会算到清洁取暖这件事头上来。”另一位专家补充。
“技术迭代、市场监管、标准建设，三者必须同步。只靠部分企业埋头研发，没有标准托底，再好的路线也会被劣质产品冲垮。”
“标准不是为了卡死行业，是保护真正做技术迭代的正规企业，保护农户。”
“我们在乡村做的所有科研、示范、科普，最终都需要一套硬性准入规则托底。”
……
与会专家们逐条讨论排放限值、热效率、安全指标、现场测试方法，讨论怎么把国标变成可落地的市场准入规则。
“目的很明确，补上农村取暖设备市场准入、第三方认证这块长久缺失的底板。”刘广青说，“目前看，这种强制性标准还是太少了。”
编辑 | 申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