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奇士异旅：辜鸿铭还乡记》杜春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惺惺相惜，是文化名人之间常见的见面场景。但在1920年，46岁的毛姆与64岁的辜鸿铭，见面却一波三折。最后虽然成行，但在见面过程中，辜鸿铭却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并称自己并非“可以召之即来”。
在《奇士异旅：辜鸿铭还乡记》作者杜春媚看来，“在此次会面中，辜鸿铭布置了陷阱，将毛姆置于尴尬的境地，一个被教育、被惩戒的场域：一方面他教导毛姆要认识到中国人的文明性和西方人的野蛮性，认识到西方人的失败；另一方面，他通过抨击、无视和羞辱来惩罚毛姆”。上一次像这样强调繁文缛节、刻意嘲弄英国人，还是发生在距此127年前的乾隆会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事件。辜鸿铭对个人地位的刻意追求并非特例，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的合影中，辜鸿铭就居中坐在泰戈尔旁边，而其他人则或蹲在前面，或站在背后。
关于辜鸿铭，更多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大清帝国最后一根辫子”。如同“甘地的凉鞋、泰戈尔的长袍”，辫子是辜鸿铭刻意保留的标志物，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内涵。此外，他还逆潮流而动，极力捍卫君主制度，为缠足陋习积极辩护。
杜春媚指出，“他（辜鸿铭）一生致力于向世界宣讲‘中国人的精神’，以一种既边缘又中心的视角、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的身份，游走于中西之间”。在外国人看来，他是最执着的儒家，到中国别的可以不看，但一定要看看辜鸿铭。而在中国人看来，无论是混血容貌还是谈吐，他都显得很“外国”。他所坚持的，恰恰是大变革时代正在坚决摒弃的。
杜春媚借用荣格心理学的“狡智”概念，称辜鸿铭积极扮演“狡智者”的形象，“经常表现出异言怪行，以揭示由工业主义、功利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的疯狂。他具有两栖变身的能力，有时是嬉笑怒骂的傻瓜和小丑，有时又是胜利复仇的文化英雄，用智慧、毅力和精心设计的恶作剧来对抗强大的时代洪流”。
辜鸿铭生于马来半岛，在欧洲接受西方古典教育，精通英、法、德、拉丁等九门语言，与那些“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争相翻译引进西方名著不同，他乐于向西方翻译《论语》《大学》《中庸》等传统经典名著，并著有《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被翻译成六种以上的语言。
杜春媚认为，辜鸿铭虽然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训练，但本质是一种博雅教育，偏重的是文化。而当时大多数华人学生选择的则是技术性、实用性更强的学科，如科学、工程、医学、法律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与辜鸿铭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他既没有中国传统的负担，也没有困扰梁启超那一代人的所谓‘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因此，他没有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沉重历史责任感，相反，更倾向于从中国儒学文化出发，突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并试图以此作为针对西方物质文化病症的“解毒良药”。或者说，“辜鸿铭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将西方本土化、为我所用，而是如何向世界展示和宣传中国”。
辜鸿铭的这一抉择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年轻时，作为一位殖民地精英，辜鸿铭试图成为“一个假洋鬼子”；而在理想受挫之后，作为一个幡然醒悟的成年人，他又抛弃了现代西方文明，转而“重做中国人”。可见，他的转变是在现实中受挫后的无奈。作为一位深耕文化领域的学者，文化上的归属自然成为他的精神追求。他通过实践“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巧妙地树立了自己纯正中国人的公众形象。可问题是，他的特立独行很难为内敛的国内学者所接受，这又倒逼他进一步在外国人面前 表 现 出“更 中 国”的 姿态。早在1906年，辜鸿铭就称，“作为一个欧化的中国人，我自然无法从自己的同胞那里获得同情，而外国人也从来无人施以援手，只有攻讦和反对。你不知道我有多孤独”。
辜鸿铭的孤独来自于精神层面的飘忽不定。虽然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颁布后，从血统上确认了他的中国籍身份，但他依然缺少来自国人的认可。对于一个无论东西方都无法完全融入其中的人来说，肉体上的归属始终无法掩盖精神上的游移飘忽。而这一困惑，很难说不会成为他扮演“狡智者”形象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