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江晓原
提示
写达尔文的书可谓汗牛充栋，要再写一本新的，就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新意，其次是选择。新意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找到一个新的视角，或新的切入点。《达尔文的狗》作者艾玛·汤森找到的切入点，当然就是狗。选择稍微隐晦一点——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是只能选择一部分内容加以呈现。本书中译本只有168页，其中还有大量插图，在这样比较小的文字篇幅中，选择的任务就更重了。
本书不是学术文本，而是面向广大公众的通俗作品。作者用关于达尔文家中先后豢养的十几条狗（仅在第6页上就列举了其中13条狗的名字）的故事，大致串联起了达尔文一生的故事。
达尔文和《物种起源》
大家都知道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军舰环球航行的故事。达尔文在航行途中做了大量科学考察，收集了大量标本资料，这是他形成进化论理论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经历。
达尔文是以什么身份登上“小猎犬号”军舰的呢？我之前就有疑问，但《达尔文环球游记》中没有交代，而《达尔文自传》中的说法是：“菲茨罗伊船长愿意把船舱的一部分，让给任何愿意作为博物学家与他一起参加‘小猎犬号’航行的年轻人”。在《达尔文的狗》中有了一种明确的说法：达尔文在剑桥的植物学老师“帮他找到一个职位：给皇家海军‘贝格尔’舰（即‘小猎犬号’）的舰长罗伯特·菲茨罗伊做旅伴”。“职位”是不是意味着还有薪水？而“旅伴”又意味着什么呢？
顺便说说，这次预期两年的环球航行，最后持续了5年出头，这也是达尔文一生中和他的爱犬们分开最长的一段时间。
达尔文可以算是富家子弟。他父亲（本书作者称之为“达尔文医生”）非常有钱，不仅有妻子带来的丰厚嫁妆，自己“每年行医能赚好几千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收入”。然而他“并不为此满足……他几乎投资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工业时代的所有象征：运河、收费公路和桥梁。他也借钱给地主、子爵、学校和自来水厂。只要哪个地方有赚头，达尔文医生就把钱投到哪里。”
达尔文参加环球航行回来，开始进入科学界。这时，“达尔文医生给儿子一年400英镑的津贴，让他财务自由，从事科学研究而不用担心金钱”。
达尔文的成名作当然就是《物种起源》。这本书于1859年11月出版，绿色布面精装，封面字体烫金，定价14先令，首印1250册。不料一天之内就被预订售罄，一周之内便出了第二版，印数为3000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爆款”之作了。
关于《物种起源》引发巨大争议的种种说法，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举一则为例：达尔文在剑桥的另一位老师（不是给他找到“小猎犬号”职位的那位）给他写信，谈了自己对《物种起源》的忧虑：“在我看来，人性将受到伤害，因为它被兽性化，人类也由此沉沦。”这种担忧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多余的，但人很难超越“时代局限性”。在《达尔文的狗》作者笔下，达尔文面对争议时，表现得相当淡定。
剑桥时代的达尔文
达尔文最初去爱丁堡学医，是他父亲的主意。或许是达尔文医生希望儿子克绍箕裘，子承父业，但达尔文不爱学医，于是转学去了剑桥大学。父亲也依了他——总的来说，达尔文医生是相当宽容的。
剑桥的学生生涯，在《达尔文的狗》作者笔下，画风是这样的：“达尔文和一群‘闲游浪荡’的年轻人在一起——这是后来他自己文雅的用语——打猎的爱好不仅继续而且愈演愈烈。”这种画风，未免和人们通常对剑桥牛津这种名校的想象大相径庭，不过很有可能倒是真实的。因为这和史蒂芬·霍金在晚年回忆录《我的简史》中，对自己牛津求学生涯的描述相当一致：“我们倾向于绝对厌倦和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努力追求。”霍金说他那时平均每天只用功一小时——对这种“英雄欺人”之言不必当真。
达尔文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达尔文的妻子爱玛，原是他的表姐。达尔文对表姐爱慕已久，经常跑去表姐家与爱玛做伴。达尔文对爱玛有极高的评价，他后来写过这样的话：“我惊讶于我的幸运，她在任何道德、品质上都远远高于我，竟然同意做我的妻子。”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某些认知上的分歧，爱玛还是选择了达尔文。
大概在他们结婚前后，爱玛给他写了一封温柔的信，倾诉她的烦恼，说她为他感到担心和焦虑。不过无论如何，爱玛还是嫁给了达尔文。达尔文向爱玛求婚之前，以极富科学色彩的方式，在一张纸上分两栏写下与爱玛结婚的利和弊，反复衡量。在“利”的那栏中，竟有这样一句话：“不管怎样，都比一条狗好。”艾玛·汤森对这句话的解读是：“我们能够明白，这绝不是侮辱，而是对她致以某种温柔的和淘气的赞美”——爱玛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见解，书中没有说，我们也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