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让75岁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激动不已：他获准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实地采访。得知消息时，他欣喜地写下：“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二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两年后，这次跋涉凝结成30余万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见图，资料图片）。而这本书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另一本书。
1938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斯诺在书中用一个章节记述了长征，并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当时正在美国合众社工作的索尔兹伯里读后深受触动。1944年，同为战地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和斯诺在莫斯科相见。两人并肩报道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也常常谈起中国。索尔兹伯里后来回忆：“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想搞清毛泽东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艰苦历程。我得从头入手，这就是长征。”
真正走上这条路，又等了几十年。1972年，索尔兹伯里第一次来到新中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沿长征路线采访、写一部完整长征历史的愿望。此后，他多次访华，并广泛搜集与长征相关的史料，直到等待已久的门终于打开。
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和妻子夏洛特飞抵北京。这位曾获普利策新闻奖、以实地调查和犀利笔触闻名的老记者不满足于档案和回忆录，他想亲眼看一看湘江的水、娄山关的雾、泸定桥的铁索。两个半月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时任副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时任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他们几乎完全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走了一遍——主要乘坐吉普、面包车，在车辆无法通行时也步行或骑骡马，途经7个省份，行程约1.2万公里。
在金沙江畔的皎平渡，索尔兹伯里执意徒步走完15公里山路，抵达当年红军渡江的现场。然而返回会理当夜，他心脏病发作，被紧急送医——负责抢救的医护人员发现，索尔兹伯里的体内，早就植有一枚心脏起搏器。一周后，老人刚脱离危险，就继续行程。这枚伴随他重走长征路的心脏起搏器，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登上泸定桥，面对横亘于惊涛之上的13根铁索，索尔兹伯里在留言簿上写道：“在长征中，没有一次战斗或地方可以同泸定桥相比拟，我为飞越大渡河以及赢得这一胜利的红军男女战士欢呼！”
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随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进一步使长征的伟大精神和动人故事为世界知晓。1986年，该书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首版很快售罄，并于此后数度再版。
这本书之所以成为海外长征书写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不仅因为索尔兹伯里坚信“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还因为他的写作建立在数百次采访和对档案文献的广泛访求之上。正文之外附有约4万字注释，几乎每一处记载都言必有据。更重要的是，索尔兹伯里没有把长征写成一首单纯的赞美诗，没有回避红一方面军出发时有8.6万人、抵达陕北只剩数千人的巨大牺牲，以及党内的争论、失误与分歧。作者以长征为切入点，呈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
在索尔兹伯里看来，长征这座“中国革命的熔炉”同时也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在记述长征故事时，他始终把人放在历史的中央。他描写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周恩来的缜密周全，红军将领的运筹帷幄，普通战士在绝境中的坚持；也写了毛泽东在湘江战役后的沉默与痛思，还有战士们的困顿和饥饿。
书中记下了长征路上坚忍无畏的女战士。敌机空袭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时，贺子珍扑在担架上负伤的团政委钟赤兵身上。弹片使她17处负伤，倒在血泊中。昏迷数日醒来后，贺子珍嘱咐护士不要让毛泽东知道——“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令人动容的还有炊事员们的故事。翻越大雪山时，他们坚持负重30余公斤，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物。在山顶，他们为抢救病人熬起鲜姜辣椒汤：“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热汤递给了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已牺牲了9名炊事员。
这些故事无疑解释了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畏的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思想……同时也表明，长征是中国的，但长征所展现的精神属于全人类。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索尔兹伯里的这些努力，使他的判断具有特别的分量——长征预言了一个民族的未来。他写道：“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在书中，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与当时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接续起来。如今，长征胜利已90周年，当年的“新长征”又走了很远。这本书不仅回溯了历史征程，更由长征出发，昭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