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煌
我家是连队第一批搬出地窝子的，住上真正意义上的房子是1965年。房子不大，条件简陋，土坯墙、草泥顶，就一间通屋。长年雨雪侵蚀，铺顶的葵花杆和麦草有些发霉，保温效果很差。春雪没清扫干净或是遇上大雨，屋顶还会往下滴水。1970年，父母打算趁着周末给屋顶上房泥。
那时的屋顶，是在椽子上面先铺玉米秆、葵花秆、红柳条、柳树条，再铺上麦草，薄薄压一层草泥，撒上一层干土，最后再抹厚厚的一层草泥。长年风吹雨淋、雪水浸泡，表层的草泥就会开裂。
上房泥，最见功夫的一道工序就是和草泥，既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当地有句老话：房泥上得好不好，全看草泥和得好不好。一大堆土，放多少水、泡多久、掺什么样的麦草、草和土的比例是多少、翻拌几遍、用什么工具翻，全都有讲究。水多了，草泥太稀，黏性不足；浸泡时间不够，泥质松散；老麦草韧性差，不耐用；新麦草拉力好；麦草太长，泥不容易抹平整；草土比例失调，日后泥层容易开裂；草泥至少要翻拌两遍，不然搅拌不均，缺少黏度和韧性。坎土曼是和泥的最好工具，一次搂得多，一搂、一拽、一推，用起来十分顺手。
邻居韩叔是和草泥的好手。他人高马大，力气足。队里第一家上房泥的就是他家，草泥就是他和的，后来好几户人家上房泥，也都是请他帮忙和泥。
和泥要提前一晚上把土和水泡好，再进行翻拌，泥至少翻两遍才能拌匀；里面掺的草料主要是麦草——麦子是团场主要的种植作物。麦草不能太长，太长不容易把泥面抹光，雨水也不容易顺畅流走。
把和好的草泥从地面运到屋顶，也是实打实的体力活。那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力。我家用麻袋缝制了两三个泥兜，兜口拴三根短绳，绳头打成死疙瘩，还做了一根带挂钩的吊绳。干活时，下面的人用铁锹把泥装进泥兜，挂上挂钩，屋顶上的人拉动吊绳，把泥兜吊上去。房泥就这样，一兜一兜运上屋顶。
一般来说，上房泥需要三四个人。那个年代邻里之间十分热心，谁家有事，大伙都会主动搭把手，不用特意去请，听说了就过来帮忙，不提报酬。顶多中午管一碗鸡蛋面条，等到下午干完活，就算主人家再拮据，晚上也会炒西红柿鸡蛋、红烧茄子，配上白面馒头，大伙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邻里相助，亲如一家。
我家上房泥那天，好几户邻居叔叔都过来帮忙。懂手艺的负责技术活，不懂的打下手，接泥兜、拉泥兜、抱麦草、提水、递工具。
等到往屋顶抹泥，又是另一番讲究。匠人蹲在高高的屋顶上，一边往后退，一边抹泥、摊开、拍实、找平、收光，不是谁都能干得了。尤其是房檐收口，收不好照样漏雨。还要看平整度，平不平看反光，到没到边靠余光判断，不然补泥的时候容易踩坏刚抹好的房泥。稍有不慎，人还会从房顶上摔下来。
杨叔是连队里抹房泥的行家。那几年队里盖房，最后一遍墙面泥，大多都是杨叔抹的。他抹出来的墙面平整、光滑、结实牢靠。他个子不高，常年留平头，爱讲笑话。我们两家是前后排邻居，他和我母亲同在园林班。听母亲说，杨叔素来爱开玩笑，我也常常听他讲笑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我父亲的一段对话：
“老吴，等你儿子结婚收拾新房子，抹泥这事非我莫属哦。”
我父亲说：“孩子才上初中，早着呢。”
“嘿，你别说早，孩子长得快，几年一晃就到时候了。”
“队上女孩子少，不好找。”父亲顿了顿，也跟他开玩笑，“要不把你家姑娘留着？”
杨叔拿起泥抹子挑起一坨草泥，朝我父亲身上轻轻一甩，笑着回：“你想得美，那我可真是白干，连口酒都喝不上。”
人多干活快，我家屋顶的房泥，半下午就上完了。邻居叔叔们洗干净手，喝杯凉茶，闲聊几句，都说：“我们先回去歇着了。”
那天正值盛夏，日头毒辣，在屋顶忙活大半天，人人都浑身燥热、疲惫不堪。父亲连忙给大伙散烟：“都辛苦了，先歇会儿。”他进屋看了一眼小闹钟，跑出来大声招呼：“现在四点，七点都过来喝点土酒，解解乏！”
邻居叔叔们连连推辞：“不用这么麻烦，光是收拾摊子，你们家就够忙的了。”
那天晚饭，母亲做了一桌相对丰盛的饭菜，想让干了重活的邻居叔叔们喝点酒、吃点好菜，恢复体力。
父亲担心帮忙的叔叔们不来，又挨家上门喊了一遍。
开饭前，杨叔又爬上屋顶，检查刚上好的房泥匀不匀、有没有开裂。他站在房顶上，朝着父亲和大伙说：“房泥上得很好，四五年不会漏。”
我家屋子小，饭桌只能摆在屋外，桌子也不大，大家挤一挤围着坐。父亲和邻居叔叔们围坐在一起，吃着、喝着、聊着、笑着，闲话家常，像亲兄弟一般，气氛亲热又和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