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卫强
1935年秋，甘肃大地战云密布。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已抵达四川，蒋介石判断红军有北上陕甘之势，急令陕、甘、青各部队设防堵截。驻防兰州、定西、靖远、会宁等地的新编第一军，在军长邓宝珊的带领下“手忙脚乱，到处抢修碉堡”，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然而，这道看似严密的封锁线，最终却在红军面前悄无声息地“裂开”了一道口子。
“消极”的军事部署
邓宝珊所部新编第一军，名义上隶属国民党西北“剿总”序列，归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节制。当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内时，朱绍良派邓宝珊进驻定西，督率所部进行堵击。然而，邓宝珊的应对方式，从一开始便透露出“心照不宣”的意味。
华家岭是定西通往会宁的要冲，本应有一场硬仗。邓宝珊命驻守华家岭的新十旅十团，一见红军即自行撤退，并未做任何实质性的抵抗。更具戏剧性的是新十一旅驻会宁县城的两个连。红军先头部队于一个清晨突入城内，在操场上将其包围缴械，随后竟“把两个连长用军乐队欢送出城”。这一幕意味深长：红军方面刻意留有余地，不赶尽杀绝；被缴械的连长们大概也心知肚明，自己不过是奉命驻防，犯不着为一场注定要输的仗搭上性命。双方默契之下，上演了一场“礼送出境”。朱绍良闻报后“大动肝火”，直接命令旅长刘宝堂率部收复会宁县城，并威胁“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宝堂迫不得已，集结部队反攻会宁，将县城包围，入夜开始攻城，打到夜半——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宝珊一纸电令，令其“立即撤退”。次日，该部撤到定西东部一带，与红军“对峙起来”。
这种“对峙”同样是敷衍性的。朱绍良命令该旅坚守，但邓宝珊的态度十分明确。当朱绍良试图借机“拼掉”这个曾在徐海东红二十五军过境时未曾出击的旅时，邓宝珊婉转劝说：“这么大的战事，牺牲一个旅有啥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朱绍良碍于情面，下令撤退。
邓宝珊让部队“让出通道”的做法，在当时并非孤例。邓宝珊此前曾给手下下达密令：“只要红军不打枪，咱们绝对不许扣扳机”，甚至“往后撤了三公里”，给红军留出安全撤离的通道，尽可能减少与红军发生实质性冲突。
与共产党人“关系融洽”
邓宝珊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采取消极态度，绝非仅仅出于“保存实力”的本能。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此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政治判断：“攘外必先安内”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1935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憎恨，也激起邓宝珊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使邓宝珊“极为称赞”。
邓宝珊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来与李大钊、刘伯坚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部队中，秘书葛霁云、军官传习所所长胡重差、政治教官张海如都是中共党员。1926年“五原誓师”后，他与邓小平、刘志丹、李子洲等共产党人在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中“关系融洽，密切合作”。甚至在国民党“清党”之后，邓宝珊还保护刘伯坚家属。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底色，当蒋介石的电令到来时，邓宝珊内心的天平早已倾斜。1935年夏秋之间，他“穿梭般奔走晋、冀、鲁、陕”，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杨虎城、张学良分别进行恳谈，目的正是“联络各方共同抗战”。对于一个已经在为抗日奔走呼号的人来说，让他全力“剿共”，无异于缘木求鱼。
采取“表面应付、实质敷衍”策略
朱绍良对邓宝珊的“消极怠工”心知肚明，却难以真正追究。这背后涉及复杂的军政格局。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在西北有着深厚的人脉根基，属于“西北实力派”。在蒋介石的棋局中，地方实力派既是需要借重的力量，也是需要防范的对象。强行处置邓宝珊，可能导致西北局势的动荡，代价过高。
更何况，朱绍良的命令本身也面临“执行难”的问题。新编第一军并非中央军嫡系，部队忠诚于邓宝珊本人。当邓宝珊下令撤退时，旅长刘宝堂虽然面临朱绍良的直接施压，但最终还是服从了邓宝珊的命令。这种“将帅相知”的默契，使得蒋介石和朱绍良的严令在基层执行层面被层层消解。
邓宝珊需要维持一个“尽职尽责”的表面形象，以免给蒋介石以口实。他“进驻定西，督率所部进行堵击”，也“抢修碉堡”，做出了一副防守姿态。但当真正的军事冲突可能发生时，他的选择永远是“撤”而非“打”。
这种“表面应付、实质敷衍”的策略，在当时并非邓宝珊一人的做法。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将领早就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表现不满。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约请邓宝珊一同乘飞机到达平凉，视察东北军驻防平凉的部队，两人在会晤中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危亡的担忧，透露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感。这说明，对“剿共”命令的抵触，在国民党军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潜流。一年之后，正是这些力量的汇聚，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这段经历，只是邓宝珊“与中共合作”历程中的一个片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坐镇榆林，与陕甘宁边区“睦邻相处，合作抗日”。毛泽东在1944年致信称赞他：“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被誉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回望1935年那个秋天，当红军队伍从邓宝珊的防区安然穿过时，邓宝珊在“剿共”命令面前选择“消极敷衍”。他的选择，是一位爱国将领在民族危亡关头的清醒判断。因为他深知，枪口对准同胞，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而保存一支抗日的力量，远比打一场“内战”更有价值。邓宝珊为民族大义留出了一条通道。邓宝珊的这一抉择，正是民革前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写照，也是多党合作历史中值得永远铭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