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佟亚洲 刘 晗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军粮供应
1931年5月12日黄昏，江西东固山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王诤守在收报机前，耳机里传来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与该师吉安留守处的明码通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东固，正是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这份情报连夜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灯火通宵，命令随即下达：零时起床，一点吃饭完毕，一点半集合出发，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岭一带有利地形。5月16日，公秉藩率第二十八师钻进红军布好的“口袋”，战至下午三时，全师覆没，公秉藩被活捉。红军惦记已久的那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完好无损地被缴获。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此后红军五战五捷。庆功会上，毛泽东把王诤请到主席台，说红军从此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此时距红军拥有第一部电台，不过四个多月。
“半部电台”起家
井冈山上没有电台。部队之间靠传令兵、旗语、号音联络。红军联络常常要费许多周折；写给中央的报告，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竹纸上，由地下交通员一站站递送，一两个月送到时，局势早已变化。整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只收到中央来件两次。1929年4月，他在给中央的信里几乎是恳求：“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各根据地同样焦急。1930年10月，邓中夏代表湘鄂西向中央报告：“无线电话成为我们火烧燃眉的迫切要求。”
装备来得不容易，先有教训。1930年8月，红一军团在文家市缴到一部还能工作的电台，战士不认识这个“洋玩意儿”，一气之下把它砸了。红三军团打长沙时缴到九部电台，也全部砸坏遗弃。毛泽东把这种破坏叫作“游击主义”。8月24日，他与朱德在《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中规定：沿途所遇无线电台等交通工具，“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9月17日，他总结长沙攻不下的原因，其中一条是“交通工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1930年12月29日，毛泽东、朱德下达进攻龙冈张辉瓒部的命令，又写上一句：“无线电亦不准破坏。”次日，龙冈一战，红军全歼敌第十八师，缴获15瓦电台一部。可惜发报机还是被战士当作“酒坛子”砸了，只剩收报机可以工作，只能收，不能发，这就是著名的“半部电台”。随同电台被俘的十六名无线电人员中，十名自愿留下。1931年1月1日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进一步明确：“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东韶战斗再缴一部完整电台。1月4日，毛泽东、朱德接见王诤、刘寅等人。王诤原是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部电台的报务员。1月6日，缴获的电台首次安装试机，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1月10日，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队在宁都小布陈家土楼成立，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
比装备更难的是人才。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开列无线电的四大用处：使中央区与各特区、一三军团与其他各军团通讯灵便；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使各军间的通讯更加密切；更能封锁敌军电台、侦察其行动。命令最后强调：“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第一期训练班只有十二名学员，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没有电键就在桌面上空练指法。毛泽东来给学员上政治课，用“鲁班石”打比方：石桥缺了鲁班石就砌不成，一块块被分割的苏区，要靠无线电从空中架桥，你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朱德勉励学员：“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无线电总队成立，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
网络在战火中伸展。1931年6月2日，攻下建宁后，后方总部用那部100瓦大电台与前方红三军团第一次互相通报，红军无线电通信由单向收听变成双向联络。9月下旬，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首次通报，据邓颖超回忆，上海方面译电的是她和周恩来。11月，红中社成立，用100瓦电台播发文字新闻，呼号CSR。12月，宁都起义的第二十六路军带来八部电台和四十多名技术人员。同月，报务员曹丹辉在日记里盘点：从缴获第一部收报机算起，整整一年，红军已有电台十六部、机报人员八十多名。抄收的新闻稿先编印成《无线电材料》，1932年夏改名《无线电日讯》，就是今天《参考消息》的前身。1932年春，上海党中央同湘鄂西、鄂豫皖建立无线电通信。至此，中央与各主要苏区的无线电通信网初步成形。毛泽东后来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反“围剿”中显身手
电台的价值，首先在敌台的话音里。国民党“围剿”部队番号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电台联络多用明语，接通先要问一句对方在何处。这就等于不断向红军报告自己的行踪。东固那一仗，靠的就是这句明码。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6月30日，总部电台截获蒋介石致何应钦的急电，得悉敌军将乘红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机进犯赣南。红军急令一、三军团主力从闽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六战五捷。战后毛泽东接见通信队有功人员，握着他的手说：“你收到的那份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敌人很快开始保密。明文规定联络使用密码，不时更换密钥，还特聘外国专家编排密码。红军侦收的电报成了读不懂的“天书”。1932年8月宜黄战役后，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大批电报底稿。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从孙连仲一份已译出三十多字的密电里找到线索，1932年10月破开敌“展密”。自此，敌人的部署、调动、补给、口令乃至内部派系矛盾，陆续摆在红军面前。到1933年八一节前，二局累计破译密码一百个，副局长钱壮飞称之为“百美图”，平均两天多破一个。1933年初，敌人启用外国专家改编的“猛密”，更换频繁，二局只用七天就将其破开。
第四次反“围剿”，是电台与密码的一次集中较量。1933年2月黄陂战役前夜，曹祥仁独自当班值机，发现敌军五部电台同时十万火急地呼叫。他转动旋钮，同时对五个信号选台侦听，破译出敌人临时改变计划、分两路合击红军，红军连夜调整，在黄陂山区设伏，一举歼灭敌两个师。草台岗一战，二局截获敌第五军军长罗卓英与第十一师师长萧乾之间的全部密码电报，红军三改作战计划，围歼第十一师。
侦听破译要靠人才，保住自己的秘密要靠制度和纪律。红军早期的密码出自周恩来之手，人称“豪密”，能够做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也没有被破译。自1932年起，中革军委接连发布《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等法规，建立严格的通信保密纪律。电台人员有一条规定：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危急关头先砸电台、烧密码。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前，毛泽东随军秘密转移，他问电台负责人：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先答真空管，再问，答电键。毛泽东下令把电键卸下来，交给自己的警卫员保管。
第五次反“围剿”，敌人依托堡垒在苏区周围作相对固定的部署，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电台难以捕捉；加上“左”倾错误，二局的情报再及时，也挽回不了败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这时红军的无线电分队已发展到十几个，长征前夕编成的通信团以王诤为团长、伍云甫为政委，无线电营五个分队中，一个负责经上海电台与共产国际联络，其余保障军委与各军团、各主力红军之间的通信。
背着电台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电台是队伍里最沉的担子：充电机、蓄电瓶、发电机，动辄几十公斤，人抬肩扛，马驮人背。军委二局把三十多名技术人员和六部电台分成两个梯队，交替前进，轮番工作，保证昼夜不间断收听。侦察方向跟着红军转战的区域走，破译人员紧跟敌军更换的密码，连续作业。
出发时，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行动一无所知。二局破译的电报显示，前线总指挥蒋鼎文竟没有察觉主力红军已被地方部队换下。长征开始之际，红军通过军委二局与粤军首领陈济棠保持着电台联络，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过湘江前，二局破译了何键23日调兵命令和蒋介石的电令。毛泽东、彭德怀先后建议不要硬闯湘西，博古、李德不听。红军血战湘江，从八万六千人减到三万余人。若非二局的情报先敌两天指明桂军防线缺口，后果还要严重。
通道之夜，二局破译刘建绪的部署电令，十五个师张网湘西，坐等红军去钻。毛泽东拿着电报说：“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正中敌人的下怀，不是往死洞里钻吗？”红军由此转兵贵州。多年后，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1935年1月土城之战，红军原以为当面只有川军三个团，打起来才发现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周恩来、王稼祥赶到二局催要情报，曾希圣他们就地架起天线侦听，发现包围圈西北角有一个空隙，红军当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毛泽东随即手令二局，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
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与各军团往来电报二百八十多份，仅朱德总司令签发的就在二百份以上。红军二占遵义，五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是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下达前夜，毛泽东放不下心，夜里找到周恩来。再查敌情，发现滇军三个旅正赶来增援，军委连夜收回成命。南渡乌江时，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六个师迎面压来，曾希圣提议：利用掌握的敌人口令和电文格式，冒蒋介石的名义发电，调开这两支部队。假电报发出，敌军深信不疑，“奉命”改道。三天后，红军顺利渡过乌江。此事只用了一次，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察觉。叶剑英后来说，四渡赤水后红军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六十华里的地方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云南境内，破译的能力经受了另一种考验。红军一位作战参谋被俘，身上搜出的译电底稿使蒋介石第一次意识到电报已被窃译，下令“一日一密”。但追堵一线的部队根本来不及更换，新密码也没有触动旧体制的根子，二局照样破译不误。1935年5月4日，二局破译万耀煌致蒋介石的电报：万耀煌明明发现了红军的踪迹，却谎报没有发现，想保存实力，原地休整。中革军委抓住这四五天时间，主力从皎平渡集中渡江，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万耀煌奉命赶到江边时，渡船已在北岸烧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镇会师。一路分分合合的各路电台，也在电波里会师。伍云甫日记记下6月22日的开机报员联席会，一、二、五、六、九、十七、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分队和红四方面军第五台参加，内容是八个字：“庆祝、联欢、慰劳、检阅、转变、整理。”
会师之后，张国焘坚持南下，与中央分道扬镳。危急时刻，毛泽东让叶剑英通知军委二局随同中央秘密转移。曾希圣连夜安排，把二局人员一个不少地集中到中央驻地。彭德怀拉着他的手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始终没有断线，还把急需的器材送给中央红军，蔡威亲手修复的一部充电机也送了过去。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台柱子，与宋侃夫、王子纲并称。1931年他与宋侃夫、王子纲、徐一新受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帮助创建红四方面军电台。他精通机务，从破译田颂尧部的“通密”入手，进而破开刘湘和中央军的密码。长征路上物资断绝，他带领大家自己画图，造出一台木制水轮机，用水磨发电，维持电台运转。1936年9月22日，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到达甘肃岷县，蔡威因伤寒病逝，年仅二十九岁。因地下工作纪律，他的事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徐向前后来为他题了“无名英雄”四个字。红一方面军到陕北后，电台位置相对固定，开始为白天停机行军、夜间赶路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提供敌情通报。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宋侃夫带三局的同志协助红二方面军整建电台，建立新的密码本。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长征结束。据邹毕兆《心血的贡献》记载，从1932年10月到1938年1月，军委二局共破译国民党各派军队密码一千零五十多个，平均每月十七个；仅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就破译当面之敌密码九十四个。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中，二局相继破译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密码一百七十七本。毛泽东说：“二局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退役军人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