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林汉垚
健身房一夜闭店、教培机构卷款失联、餐饮储值卡退费无门……长期以来，“先付款、后履约”的预付式消费屡屡因资金挪用演变为民生痛点。
如今，一种新的资金管理方式正在进入更多消费场景。由信托公司设立独立信托财产专户，商户将预收资金划入其中，再按照消费者实际消费、服务核销情况分笔取得资金。
在《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规范完善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等业务品种”的背景下，曾被视为“富人专属”的信托工具，正加速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开始尝试介入普通消费者的日常资金管理。
不过，资金进入信托账户是否就能保证退款？商户为什么愿意放弃预收资金带来的现金流？对于信托公司而言，这项业务又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伴随业务扩围，这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源头切断卷款跑路链条
预付式消费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消费者提前支付费用，商户以优惠折扣吸引充值，再通过后续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完成履约。
问题在于，消费者支付的资金往往先进入商户账户。对于部分依赖预付款维持经营的中小商户而言，沉淀资金甚至成为日常经营周转的重要来源。一旦商户经营不善，将预付款挪作他用，或者直接停业跑路，消费者便面临剩余资金难以追回的困境。
长期以来，教培、健身、餐饮、美容美发等领域的预付式消费令消费者饱受“先付款、后履约”模式之困。
而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试图改变这一资金流转逻辑。
具体而言，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为预付资金设立信托财产专户，配合银行资金保管和支付结算系统，对消费者预付款进行独立管理。消费者充值后，资金按照信托文件约定进入专户，商户不能直接支配全部预收资金，而是根据实际消费情况、服务核销记录等条件分批获得相应款项。
与普通银行账户存管不同，信托机制解决预付资金乱象的最大“筹码”，在于信托法赋予的财产独立性与破产隔离功能。
长安信托西北信托业务三部（服务信托方向）总经理乔英茹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将消费者预付资金存入独立信托专户，使资金独立于商户、消费者及信托公司固有财产，有效防止资金被挪用、查封或因商户经营异常而受损，切实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体现了信托制度守护委托人财产的本质功能。
她解释道，资金存入信托专户，所有权不属于商户，商户仅拥有管理权，无法随意挪用或转移资金，实现“钱随服务走”。若商户破产、停业或出现“卷款跑路”情况，信托账户内的资金不会被纳入商户的破产财产范围，消费者预付资金仍能保留在信托专户中，可优先兑付给消费者，避免因商户债务问题导致资金损失。
服务信托切入多地消费场景
制度优势之下，2026年以来，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在全国各地迎来密集“破冰”与平台级落地。
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上海预付消费卡规定》），首次在地方法规层面将“服务信托”纳入预付资金管理体系，与商业银行存管、数字人民币钱包、公证提存并列为法定管理方式。
上海信托信托发展部总经理刘海娜向记者透露，上海信托全程参与了《上海预付消费卡规定》的规则创设到落地的各环节，并与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完成系统直连，推出“卡卫士·金盾”系列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新规施行以来，该业务已覆盖上海黄浦、嘉定等11个区的商务与体育健身领域，对接签约商户近100家。
在中西部地区，政企联动的城市级平台也在加速铺开。
继河南省首个信托型预付资金监管平台“豫付通”积累运营经验后，2026年3月，由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牵头、中原信托开发运营的“郑预付”平台依托“郑好办”APP及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覆盖餐饮、教培、美容美发等十余类民生场景。据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披露，截至8月，“郑预付” 平台累计注册消费用户4304人，入驻商家734家。
在陕西西安，长安信托“悦付保”不仅落地了体育场馆、教培学费、文旅票务等场景，还将模式延伸至小区物业费与公共收益监管等社区治理场景。
在山东济南，国民信托上线“预付宝” 预付资金管理系统，该系统由国民信托、支付宝、工商银行山东分行，是国内首个集信托机构、商业银行和支付平台联合打造的预付资金管理系统。
“实践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不是信托机构‘找场景做业务’，而是社会治理现实需求在寻找合适的制度工具。”中原信托预付服务信托部总经理王心悦对记者感慨，这项业务有很强的普惠属性，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改变过去信托只服务高净值客群的固有印象。
刘海娜表示，服务信托为消费者、经营者和政府都带来了独特的价值。对消费者而言，依托信托的风险隔离制度优势，其预付资金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对商户而言，信托简化了开户与对接流程，大幅降低了资金监管成本；对政府而言，服务信托已成为管理涉众性资金的有效工具，切实解决了相关管理痛点。
推广扩面仍存瓶颈
尽管社会效益显著，但当信托公司真正俯身耕耘这片小额、高频的C端市场时，却不得不直面认知偏差、盈利困局与法务结构博弈等多重现实困境。
首当其冲的是市场主体的参与意愿与认知壁垒。预付资金一旦锁入信托专户，便切断了商户将沉淀资金用于门店扩张或日常周转的“类融资”渠道，客观上给商户带来现金流压力。
有业内人士表示，不少商户将服务信托简单视为更严厉的监管工具，多持观望甚至规避态度；同时，上市公司受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约束，国有企业需论证服务信托是否属于理财业务，外资企业则受制于复杂的内部报批流程。
而在消费者端，王心悦指出，大量消费者与商户只是把信托监管当作“换个银行账户存钱”，对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制度价值缺乏感知。
服务信托在推广方面遇到了不少挑战。刘海娜坦言，市场对服务信托的概念仍然比较陌生，或是存在误解。在尚有其他替代选项的情况下，经营者缺乏主动选择服务信托模式的动力。
更让信托机构头疼的，是难以跑通的商业盈利账。
开展直面消费者的服务信托，前期需要重金投入数字化系统开发、运维、收单对接及人力推广，而收入主要依赖信托专户协定存款利息在扣除账户管理费、托管费、收单费后的微薄剩余。
“目前预付服务信托业务处于起步阶段，业务收入较低，难以覆盖成本。”乔英茹直言，这是行业同类平台现阶段的共同状态，部分同业推动的项目通过公司支持，短期内可维持运营，但自主市场化项目普遍面临成本压力。
但她也表示，通过扩大商户和消费者覆盖范围，摊薄固定成本，提高资金沉淀利息收入。或者利用积累的数据和客户资源，开发信用评估、风险预警、消费金融等增值服务，增加收入来源等路径，有望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在底层法律关系的搭建上，“谁来做委托人”也考验着信托公司的风控智慧。
宁波市律协财富委委员、浙江泽大（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舜向记者分析，目前行业主要存在“消费者担任委托人”与“商家担任委托人”两种模式。
消费者模式下，资金从开始就不进入商家账户，破产隔离最彻底，但信托公司须直面海量分散的个人委托人，开户签约、反洗钱识别、适当性管理与退费处理的运营负荷极重，且格式条款易引发效力争议。
若采用商家担任委托人，商家将已收取的预付款归集后交付信托，通常采“商家附条件受益权+消费者后备受益权”的双层结构，商家依履约进度取得受益权，发生停业、破产等事由时受益权依约转移至消费者。该模式下信托公司日常仅与商家对接，管理成本低。
但王舜提醒，若信托设立前资金已与商家自有资金混同，可能因“信托财产不能确定”而影响信托效力；同时商家作为受益人，其受益权属于责任财产，可能被债权人冻结、执行，或被破产管理人主张纳入破产财产，信托公司必须通过单独核算、虚拟子账户实现资金特定化，并严密设计受益权移转的触发条件。
行业呼吁标准先行
面对推广阻力与成本倒挂，受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是一项重运营、重系统、重协同的事务管理业务，绝非信托公司单打独斗能够完成，亟待从顶层立法、标准建设等多维度破局。
在顶层制度与跨部门协同层面，全国性立法的窗口期正在临近。根据《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付式消费监督管理条例”已被列为预备制定法规。
刘海娜建议，信托行业应共同推动服务信托模式成为全国层面预付式消费资金的法定管理模式。同时，要加强相关法规和信托文化宣传，一方面引导消费者在进行预付消费时，主动关注经营者是否采用了信托等资金保障机制；另一方面面向经营者开展专项培训与推介，使服务信托在社会治理中可以发挥更大效用。
在行业基础设施与标准化建设层面，减少重复“造轮子”成为行业共识。
中原信托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雨丝向记者表示，期待在中国信登的统筹推动下，行业加快推进业务标准化建设，统一登记要素与核心合同范本，避免各家机构在系统和法务文本上重复投入。
王舜也从法律实操角度建议，信托公司无论选择何种委托人模式，都应统一信托文件与消费合同口径，显著提示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义务，不对商家履约提供担保或兜底的责任边界，并严格落实合作机构名单制管理，严防业务异化为商家的变相融资工具。
“预付资金服务信托的能力不止局限于账户管理、清算分配、风险隔离这套底层能力，完全可以向物业、养老、政务资金等更多基层治理场景复制迁移。”李雨丝认为，信托行业要立足“金融为民”理念，把服务信托的制度红利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