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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朱绍杰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图/受访者提供
11月2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新闻发布会，擘画“十五五”时期考古工作的发展蓝图。此前的10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
两份规划紧锣密鼓相继出台，既有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大格局、设立中央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等宏观部署，也直面基建考古任务繁重、大遗址保护利用难等业内普遍面临的“老大难”问题。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的高光时刻有不少都在这里发生。”作为国内文化遗产资源最富集且文物规格等级较高的省份之一，陕西考古走在全国前列。两大规划如何在一线落地？陕西经验能为广东提供什么参照？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
以“海疆”调查实证岭南文明史
羊城晚报：作为我国首次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制定的五年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这种系统性保护的思路，在地方层面该如何落地？陕西近年来有没有相关的实践探索？
种建荣：大保护格局的核心，是打破过去考古、文博、非遗各管一摊的状态，实现全链条、系统性的保护。
前段时间，我们在陕西渭南白水县推进县域小型博物馆建设。如果沿用传统思路，很容易做成“千县一面”的地方通史文物展。但白水县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字圣”仓颉故里。汉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载体，我们决定从汉字的起源、汉字的书写着手。
与此同时，县里还有一个博物馆，难道再把汉字讲一遍吗？这个时候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讲县域的民风民俗、人文精神。我们不刻意堆砌宏大叙事，而是讲具体的故事，讲和观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让观者共情。
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我们要把两者协同保护起来，在传承创新中也要有这样的意识。若把二者割裂开，是讲不好文化故事的。我们要加强县域特色博物馆的建设，这也契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提出的“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
羊城晚报：《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中“含粤量”不低，无论是提出“实施海疆文化遗产专项调查”，还是“培育岭南地区考古项目”，都和广东息息相关。您对广东考古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种建荣：浩瀚文献和众多考古实证表明，自秦汉以来，广东和陕西即保持密切联系。考古学绝非自说自话的“孤芳自赏”，我们的考古工作要打破省域限制，加强粤陕两地考古合作，协力攻关科研重点。如设置粤陕两地秦汉城址研究、唐宋交通研究等课题，从考古学角度深入阐释多民族、广区域统一国家形成的机制和路径。
广东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突破常常与广东相关。针对《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海疆文化遗产专项调查、培育岭南地区考古项目，我建议广东加强水下考古与码头遗址考古。这不仅是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还因为这一领域是实证岭南文明如何与中华文明交融一体的独特证据链。
广东的“海疆”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制度事实和文明过程。
羊城晚报：《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点明重点培育陕西、河南等省级考古机构，增强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能力。在考古国际合作方面，陕西有什么成果案例可以分享？
种建荣：2006年至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越南义立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外开展的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考古国际合作层面，陕西走在全国前列。陕西文物考古资源富集且等级高，在考古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我们重点培育中亚考古项目。就在今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三支考古队分别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缅甸开展联合考古工作。这对恢复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促进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各国之间古代和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
大遗址保护变被动抢救为主动布局
羊城晚报：《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西安、广州等历史文化名城要加强城市考古，构建统一、动态、高效的城市考古平台。陕西在这方面有怎样的经验？
种建荣：陕西近年来已经搭建起覆盖全省的基建考古管理平台。项目方只需在平台线上申报建设项目的规模、选址、动工周期等信息，后续每一环节都有相应时限，可以做到快速响应。
我们深知文物的发掘保护需要时间，经济效益同样需要时效。在这一机制下，考古工作的效率不仅大幅提高，还做到了对经济建设的最小影响。
羊城晚报：陕西是全国大遗址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在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上有怎样的经验与反思？
种建荣：在陕西做考古绕不开大遗址。大遗址保护究竟怎么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该怎么建，陕西也一直在摸索，有经验也有教训。
至少过往的固有理念并不可取：“一刀切”地把遗址上的居民全部迁走，不仅代价巨大，而且是对遗址整体生态的破坏，使其丧失生命力。
其实完全可以对原有村庄做风貌、格局层面的适度调整，让当地居民和大遗址共生共荣。这种模式不需要巨额投入，还能让居住在遗址上的群众拥有文化自信与尊严感，真正把保护变成当地人自觉的事。
大遗址保护从来不是孤立的文物工作，而是要统筹遗产本体、周边环境、文脉生态与区域发展，变被动抢救为主动布局，让大遗址从保护单位变成当地发展的文化引擎。
此外，我国大多数遗址都是土遗址，发掘之后只有作为少数群体的考古工作者能读懂遗存信息，普通观众进入遗址公园，往往看不进去也看不明白。这对我们未来的发掘、保护与阐释提出了新要求。公众只有理解遗址和过去、当下、未来的关联，才会发自内心去保护传承。看不懂、没有共情，保护传承便无从谈起。
从“能不能挖”到“该不该挖”
羊城晚报：前不久，“秦始皇陵该不该挖”的话题引发全网热议，您对此怎么看？公众讨论从早年的“能不能挖”转向现在的“该不该挖”，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观念变化？
种建荣：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有对前朝文化的保护和尊重。另一方面，从专业角度讲，任何发掘都带有一定的破坏性，都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一直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如今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是为发掘而发掘、为研究而研究，最终目标是实现文化遗产的长久传承。
公众从关注“能不能挖”到讨论“该不该挖”，本质上是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全社会对文化遗产敬畏心的提升。作为以手铲释天书的考古人，我们想让更多人明白：“不发掘”本身，很多时候就是对文明最好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