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美国]
就在落笔一瞬，心里又荡漾起几十年前酣畅淋漓、疯疯癲癲的感觉。当年的漂泊艺术家们，今天在何方？
那时我们初到纽约动荡不定，今天一个地方，明天可能就到另一个地方，为生计奔波，随情感起舞。可我们精力充沛，信誓旦旦，对未来没有丝毫恐惧和怀疑，坚信生命是一艘船或一辆越野车，正经过无边无际的波涛原野，最终将到达一个我们梦想或从未梦想过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歌唱。
就这样，我们像被风刮到一起的落叶，你走向我，我走向你，没有陌生感，更无需任何客套，只要一张口，就像点燃煤气灶，轰地烧成一片。我们被风聚拢，也共享追逐风的快感。每当聚会结束，大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下次在哪儿？怎么走？你的车能坐几个人？能不能带上某人？而这样的聚会几乎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分，城市已经酣睡，一轮斜月西悬。朋友们，再不走天亮了。轻点儿轻点儿，邻居会叫警察的。哈哈哈哈，警察，是让我们把警察抓起来吗？
乍到异邦，像被突然来了个扫堂腿，有些失落，有些迷茫。徘徊在陌生的街头无依无靠，怎么，就不许我们哭一声、喊几下吗？在中央公园画了一夜的肖像，谁能比我们更懂得纽约深秋的寒冷？可警察来了，他们一句话，甚至一个手势，整夜的辛苦就付诸东流。
半夜，路灯下看到有个外卖郎，他几次抬腿想蹬上自行车，都失败了。过去一看，原来是钢琴家老史。他呜咽地说，蹬了一天，实在蹬不动了。我抱住他，紧紧抱住他。对了，还记得作曲家憨憨吗？憨憨住的房间顶多只有洗手间那么大，我带着盒饭去看他，他光脚躺在床上，正在听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看我进来，他瞪大眼睛，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盯着我手中的盒饭。还有女诗人于佳，到餐馆打工，十二点进去，十二点半就被赶出来。“这是第十次了。”她在风中抽泣，肩膀不住颤抖。
但即便如此，我们只要睡上一觉，洗个烫烫的热水澡，再在花洒下吟唱几句《弄臣》中明亮的咏叹调，就又是一条好汉。我们被信念支撑着，被未来诱惑着，被彼此半疯半傻的巨大共鸣深深浸润着，我们的灵魂从未改变。在一架钢琴旁，你情不自禁弹出阿尔巴尼亚电影《游击队之鹰》插曲，我们立刻不约而同跟着你的琴声唱出来——
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
我们攀登高高的山岭
那里有我们驻地和营房
我们是，游击队之鹰
不行不行，这是三重唱，别亵渎艺术好不好。来来来，你一声部，你来第二，我唱三声部，再来再来。于是琴声又起，流畅的旋律几乎把少年时光翻个底儿朝天：湿润的土地，炎热的夏天，安静的下午，好多小秘密的秋日黄昏。无论当时你身在何处，我们共有锦瑟年华，在不同屋檐下唱同一首歌。
“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我们攀登高高的山岭。”我们曾如此投入，拥抱每一丝美好，一丝丝一环环，像把螺丝钉拧进扣里，把生命融进感动里，此刻的优美和声不就是证明吗？
于佳又流泪了，低下了头。怎么了？于佳小姐姐，难道第十一次了吗？她笑起来，女人含泪的微笑永远是最美的。去你的，是你们唱得太好了，我从没听过这么感人的“男小合”。那要不要喊“乌拉”？当然是小声的，画家何岭装得一本正经。“乌拉”，哈哈哈哈。
不知何时开始，每当激动时刻我们都会唱这支歌。那次在电影演员淼淼家后院烤肉时，排骨都冒烟了，哈，跃上葱笼四百旋，可我们绝不会停下来，“那里有我们驻地和营房，我们是，游击队之鹰”。嗨，排骨烤好了，不过就是，别翻，你就吃这边吧，好消化。
猎人山那个滑雪的冬日，我们风驰电掣般赶过去，把陷在雪窝里笨笨的何岭救了出来。当把他像麻袋一样卸在长椅上时，他如梦初醒地问，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去去去，你少来，又喊乌拉，烦不烦。他神经质地把双手伸向空中，苍天啊，我说喊乌拉了吗，我说了吗？冬日残阳染红我们的身影，山谷如此宁静，只有我们的歌声悠悠回荡……
更忘不了作曲家肖松，妻子巧莎刚和他分手。他突然要一个人去法国，大家在机场相聚。我想不通啊，认识她时她才十三岁，臭老美就一顿饭，不就四季餐厅吗，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肖松说话总情不自禁带着鲜明的节奏，像在唱话。我们安抚他，情景很像《茶花女》中父亲与亚芒的深情对唱。情感之事就像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是在毁灭和再生中永恒的。也好，背着你高傲沉重的灵魂去走走吧。我们谁又能逃得掉，恐怕只是早晚而已。看飞机巨大的机头正缓缓移动，像一把反光伞把前方虚拟得一片洁白。我们又一次轻轻哼起“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我们攀登高高的山岭”，只是听上去好沧桑，好遥远。
生命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它总被离别时刻一次次记载下来。每个离别就像深秋的树叶，又悄悄落下了一片。
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个电话。拿起话筒没人说活，我只好不住地哈喽哈喽，可对方就不吭声。我听到他的呼吸和笑声依稀熟悉，刚想再问，只听歌声已徐徐响起：“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我们攀登高高的山岭……”
你你，你小子在哪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