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记者 徐梦倩
摄影 记者 闫拥洲
通讯员 应高飞
草原·镜头
夜色把若尔盖县城压得很低。灯下，若尔盖县委常委、副县长黄佩锋打开电脑，开始写当天的笔记。
这是他从2024年6月到岗后雷打不动的习惯——开过的会、跑过的工地，晚上都要在笔记里过一遍。
2024年6月20日：晚饭吃牦牛肉火锅，还吃得惯，就是温度低，瘦肉煮不烂咬不动，末了补一句：“按要求，不洗澡就睡，吃了一颗艾司唑仑。”
2025年4月10日：213国道两侧“草色遥看近却无”，草原有春天的消息了。
…………
海拔3500米的地方，一个江南人用了最朴实的办法——把每一天都记下来，也把自己“钉”在了这片高原上。
同在这座县城，若尔盖县发改局项目推进服务中心副主任夺机仁青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白板：黑字是干完的工作，红字是待办的事，做完一项，就划掉一项，“这招，是跟黄县长学的。”
灯下的笔记，门口的白板，海拔3500米的对口支援故事，就从这些字迹开始。
算好“经济账”
若尔盖县地处川甘青三省接合部，平均海拔3500米，8万人口中藏族占94%。可在挂职干部眼里，最难“啃”的不是海拔，而是观念。
“思路决定出路。”来自嘉兴市南湖区的黄佩锋，把浙江的办法搬上了高原。
村里的钱多了，班子才有号召力；村干部能带着大家挣钱，老百姓才信你。可若尔盖大部分村的收入，过去只依靠出租草场、牧场进账，连个像样的项目都没有。
那就一个村一个村地“策划”。
花湖所在的下热尔村，游客上天桥全靠爬坡，老人走得气喘。浙江拿出200万元，装了两部自动扶梯，建成后资产归村里，租给景区公司，村里年年拿租金。
阿西镇有种植大黄等中药材的基础，黄佩锋讲“融资的思维”：几个村把钱凑起来，交给公司经营，拿比银行贷款高的保底收益。这是嘉兴“抱团发展”的路子，如今被摆上了高原的会议桌。
去年，岭嘎村集体经济分红，一次分了100万元。最远的降扎乡有个温泉村，生意做得早，一年收入几百万元——资源一直在，缺的是有人帮一把、推一把。
“老百姓一听借钱要付利息就摇头，借的钱要还本付息，他们心里没底。”黄佩锋说，“可你不想着赚利差，就永远只能等。”
观念的口子，是一条路“撕”开的。同样来自南湖区的挂职干部柳康——现任若尔盖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把两年多的体会归纳成两句话：“不让自己慢下来，同时让自己沉下来。”他把自己过去那种“催进度”，改成了“先帮对方把困难解决掉”，困难清除了，进度自然就上来了。
民族体育馆南侧的主干道，就是被这么“啃”下来的。这条投资1800万元的路，占当年5000万元援建资金的三分之一。立项后碰上用地障碍，部门、业主、乡镇各有各的难处，工期一拖再拖。
黄佩锋和柳康一趟趟跑现场，实在推不动，就请县委书记在会上喊话。去年11月底，这条路验收通车，县城西区到东区多了一条干道，办赛、停车都方便了。“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这条路就建不下去。”
黄佩锋和柳康最有成就感的事，是让若尔盖“飞起来”。
2025年，黄佩锋和县政协副主席胡毅牵头专班，拉着杭州的航空企业，跑相关部门批空域，用100天开辟了全国首条高高原低空载客航线，若尔盖获批四川省首批低空运行管理试点县，空域面积9119平方公里。首飞那天风和日丽，来宾乘直升机俯瞰黄河第一湾。
有人形容那阵子的黄佩锋、柳康一直在“奔跑”，去杭州对接项目要占用一年只有10次的返乡指标，他们也就顾不上回家了。
记好“成长账”
对口帮扶的账，不能只算钱。
在若尔盖县发改局项目推进中心，38岁的藏族干部夺机仁青一进办公室，门边那块白板先撞进眼里。
黑色的字是办完的，红色的字是等着办的，办掉一项划掉一项，板面被擦得起了毛。这块板子是去年夏天买的，已跟了他一年多。
这套办法，是他悄悄学来的。
黄佩锋每天在电脑里记三件事——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还有什么没办完；夺机仁青索性买了白板照着做。
让他感触最深的还有档案归整：过去的帮扶材料是一堆零散文件夹，现在按浙江的路子归成档案盒，一年装十几个，翻起来一目了然。
他还跟着黄佩锋、柳康跑乡镇，一个村一个村摸排“蓝鹰工程”定向培养的生源。他给两地干部算了笔互补账：“他们看得远、会盘算产业；我们熟情况、能和群众坐到一条板凳上。”
被点燃的不只有他一个。若尔盖县生态环境局局长马万茂，2022年曾去南湖区府办挂职。在数字化治理中心，他第一次见识了一块大屏如何把基层治理管得井井有条。每天晚上，他把白天学到的东西写成笔记。回到若尔盖，他把数字化治理的办法运用到了实际工作中。
两年多来，变化在细处发生。
南湖区组织科级干部、企业“创二代”来若尔盖办了两期培训班，“创二代”们凑钱给村里捐款；两地合创的舞台剧《红船星河·胜利北上》在若尔盖首演，学生演给学生看；“蓝鹰工程”把牧民青年送进嘉兴的学校，去年夏天，首批学生在嘉兴市交通学校毕业后进入嘉通集团就业，也有人返乡就业。
这些细节，最终都汇集到同一张大桌上——浙江驻若尔盖工作队11名干部人才（2名挂职干部、7名教师、2名医生），每年上千万元的援建资金，摊开在1062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
教育组团式帮扶把高考特控线“考”破了冰，本科上线率较2024年的15.07%抬升近11个百分点，达到26.03%；医疗组团式帮扶让若尔盖的科室“开”了张，部分科室第一次有了门诊；低空经济用100天开辟出全国第一条高高原低空载客航线，拿下四川首批低空运行管理试点县，9119平方公里空域获批……
数字背后还有身体的账单。
黄佩锋得过肺炎、中耳炎，住院小半个月；柳康被查出心脏冠脉狭窄，装了支架，休养没几天又上了高原。办公室常年备着制氧机、红景天和助眠药。挂职干部一年按规定最多回乡10次，去趟杭州跑项目也算一次假——一年真正能在家待的日子，掰着指头数得过来。
采访结束时，黄佩锋合上当天没写完的笔记：“明天还有两个项目要盯。”
记者感言
采访结束，若尔盖的夜又深了。
回程路上，我脑子里反复出现的，还是两块“黑板”：黄佩锋灯下的笔记，夺机仁青门边的白板。
一个从江南水乡来，把“效率”“造血”这些词，一笔一画写进高原的夜色；一个在草原长大，把“等待”换成“推进”，把“汇报”换成“主动”。
挂职已有两年多，柳康装了两个支架，黄佩锋住过两次院，他们留下的不只是项目：钱能修路、能盖楼、能让直升机飞起来，但能让一个地方长久往前走下去的，终究是人，是被影响，也反过来影响别人的那些人。
干部会走，笔记不走；那支划掉已完成事项的笔，已经递到了本地人手里。
海拔3500米，灯亮着，笔记还在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