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刘阳 1981年出生，北京人，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人员。收藏老照片20多万张。出版《谁收藏了圆明园》《昔日的夏宫圆明园》《三山五园旧影》等专著。
老照片一刹那
胜过读万卷书
今年7月，《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典藏版）》正式上架。这部688页的厚重大书，是作者刘阳从自己收藏的20多万张老照片中，精选出800多张精品结集而成。这些照片的时间跨度极大，上至1860年英军随军记者以六张蛋白照片拼接而成、现存最早的北京内城全景长卷，下至民国时期便已消失的天坛坛墙与牌坊。该书一经推出，便凭借其稀缺的史料价值引起关注，被业界与读者共同誉为“北京中轴线的纸上博物馆”。
《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典藏版）》
刘阳是北京历史文化及圆明园、教堂建筑专家，兼任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圆明园管理处的一名普通员工。他与同事共用一间办公室，墙上挂满老照片，桌子上也堆着各种图录。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城，在暗处沉默地与他相对。他说：“老照片一刹那，胜读万卷书。”
2021年，刘阳以494.5万元的价格，成功拍下一套记录北京城百年风貌的珍贵老照片藏品。一个常年守着圆明园做研究、领着固定薪水的“80后”，能拿出这笔巨款，瞬间在圈子里引发轩然大波。外界众说纷纭：有人佩服他为老北京史料一掷千金的魄力，有人猜疑这笔资金的来源，也不乏冷嘲热讽的声音。
面对铺天盖地的议论，刘阳全然不在意，坦然接受所有评价，还甩出一句半开玩笑的“狂话”：“我就喜欢看到别人流露出那种羡慕我的眼神，我就想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哈哈。”
其实熟悉刘阳的人都清楚，这么多年他靠著书立说、承接历史研究课题、担任文博类历史顾问攒下的收入，再加上早年陆续收藏的各类老物件随时间推移大幅升值，所有积蓄最后全砸进了老照片里，攒出了一个横跨百年的影像世界。
圈内人对刘阳的评价也是两个极端——有人敬佩他眼力独到、路子野、肯下笨功夫；有人批评他锋芒太露，不懂世故人情。他没有科班出身的光环，靠的是从早期网络论坛开始一路摸爬滚打闯出来的野路子，学术身份也是后补的，说话办事从不按学界的规矩来。他常在微博上与专家“互怼”，在学术会议上又坐到核心位置，带着一股“学术明星”的气场。谁也说不清，人们是先记住他的学问，还是先记住他的怪脾气。
他好像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有人劝他低调，他偏要高调；有人质疑他靠收藏老照片发财，他索性大大方方地承认。他收集的不只是老照片，更是藏在老照片里那些渐行渐远的往事，有些藏在砖缝里，有些写进了史书，还有一些被时间悄悄抹掉了，但他想把它们留下来。
刘阳 资料图
误打误撞走进圆明园
从此确定了奋斗目标
1993年夏天，12岁的刘阳参加完小学毕业考试，闷在家里百无聊赖，于是揣上公交月票出门，打算坐公交车去颐和园。“也不知道怎么就上错了车。”他回忆说，“车开了好长时间，我抬头一看——圆明园到了。”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圆明园。在展览馆，他看了一部只有15分钟的纪录片——《一代名园的毁灭》。“对一个小孩有特别大的冲击，恨不得出门就去英国、法国，把文物‘抢’回来。”临走时，他用身上仅有的5元钱买了一本关于圆明园的书，“没事儿就翻，对圆明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原本以为那几块竖着的大石头就是圆明园了，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如果说恭王府算得上半部清史，那么圆明园就是一整部清史。”从那时起，刘阳每个月都会骑自行车去一趟圆明园，在荒草残石间转悠。
要研究就得买书，又不想找父母要钱，到16岁，他便开始去麦当劳打工。那几年，他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麦当劳分店，做过前台服务员、擦过桌子、在后厨打过杂，一个月能挣400元。就这样，他一边炸着薯条、鸡翅，一边在脑子里给圆明园“建档”。
1998年，刘阳一头扎进网络论坛，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斑马”，发布对圆明园的新发现。他和天南海北的同好交流，也建起了个人主页。有个挺聊得来的法国网友，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翻到一张圆明园规月桥的老照片，翻拍后传给刘阳。那是圆明园被毁前少有的中式建筑实景照片，此前几乎没人见过。靠着一股执拗劲儿，他在网上渐渐出了名。
2003年，在前辈的推荐下，22岁的刘阳成了圆明园管理处一名正式员工。尽管月薪只有1000多元，但他却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和圆明园朝夕相处，所得到的快乐不是金钱能衡量的。”
从进圆明园的第一天起，刘阳就开始下笨功夫：每天把园里的石头检查一遍，看有没有丢失、有没有损坏。那时候这些石头并没有档案，他拿黑笔在石头上做记号。
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是2006年一次巧合到近乎宿命的相遇。那天他路过西单附近一条胡同，一户四合院的大门正好被人推开。他无意间扭了下头，瞥见院子里立着两座鱼形石雕，走过去细看，汉白玉材质，鱼嘴微张，盘着卷曲的花纹，透着几分西洋味道。他脑子里冒出个念头：这是从圆明园中流散的文物！
经过查找资料作比对，刘阳确认：这对石鱼当初就立在圆明园大水法前面，属于大水法喷泉的喷水石刻构件。1860年圆明园被毁后，它们流落民间，几经辗转，在一处四合院里“默默沉睡”。
2007年6月，这对汉白玉石鱼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园，安放在大水法遗址前。圆明园管理处举行了“流散文物回归活动首归仪式”。“今天，该着它们回家了。”刘阳站在大水法前，看着那对石鱼在夕阳里重新立起，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以“石鱼发现者”的身份接受采访，“刘阳”这个名字和圆明园绑在一起。有人说他太高调了，他却不当回事：“古人说得一点儿都没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把自己形容为“研究圆明园的学者里最不招人待见的一个”，却也从未打算低调行事。
当年拍下的那些照片
成为还原历史的依据
如果石鱼是“看得见”的功劳，那么老照片，就是刘阳用来跟历史“较劲”的武器。入行久了，他越来越看重影像史学的价值。文字会漏，会误，会以讹传讹；而老照片是时代留下的印记，那时候有图就有真相，骗不了人。
最典型的是地安门。1955年，为打通南北交通，北京地安门被拆除。教科书和档案里都写着，拆掉的是清朝的地安门。刘阳也一直这么认为，直到他收到一张1900年的老照片，那是一位外国摄影师站在景山上拍下的老北京中轴线。原片尺寸并不大，价格也不高，一般人都不觉得有多大价值。刘阳凭直觉买下这张照片，用他的话说，这就是捡漏儿。当他把照片扫描放大之后，发现本该矗立着地安门的位置，是一片空白，再放大，居然是一个水塘！
丹麦人瓦德马尔·蒂格森（Valdemar Thygesen）1900年站在景山上由南向北拍摄的一张照片。红圈内是被日本兵用大炮轰塌的地安门的遗址。
“我当时就蒙了，百思不得其解。”刘阳琢磨，城楼去哪儿了，为什么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过它的消失？他到处查资料，终于在一本回忆录里找到了答案。满族学者金启孮写道：他的叔叔当年负责守卫地安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日军占据了鼓楼，从鼓楼上架起大炮，向地安门一带狂轰滥炸。守军寡不敌众，城门失守。事后，那位守城的军官被发配到东陵，永不得录用。
文字与照片相互印证，一段被掩盖的屈辱史浮出水面：早在1900年，地安门就被日本侵略者用炮火轰塌了。后来人们看到的、1955年拆掉的那座地安门，是民国年间在原址复建的。这段历史，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老照片与故宫太和殿也有一段故事。刘阳收藏了一张由日本随军摄影师小川一真在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殿内摆放着清朝皇帝的宝座，上面是乾隆御笔的“建极绥猷”匾额。后来袁世凯复辟，为彰显“汉人皇帝”的身份，扔掉了清帝宝座，换上了西洋式高背大椅，撤了匾额和两侧的对联。
老照片中的太和殿宝座。
直到1959年，著名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朱家溍从老照片中看到当年太和殿内陈设的原状，随后在一间放置残破家具的库房里，找出了部件残损、漆皮剥落的髹金漆云龙纹宝座。
围绕两件太和殿宝座孰去孰留的问题，文物专家分成“保袁”和“保清”两派。“保袁”派认为，文物原状陈列就是要依照历史，既然太和殿里最后留下的是袁世凯宝座，那就应该照此保留；而包括朱家溍在内的“保清”派则认为，袁世凯最终没有登基，不能称为一代王朝，太和殿仍应保持清朝原状。最终“保清”派专家的意见占了上风，故宫博物院决定：按照清朝时期的原状恢复太和殿内的陈设，袁世凯的宝座被调拨至清东陵。
由朱家溍主持，故宫博物院组织13位资深工匠，开始修复那件在库房里搁置多年的宝座。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明代宫廷髹漆、贴金传统工艺，逐片补全缺损的龙纹构件、逐层恢复漆胎与金箔，耗时934个工作日。1964年9月，宝座终于回到原来的位置。2002年，太和殿百年大修工程启动，能工巧匠又根据老照片复制了乾隆皇帝御笔的“建极绥猷”匾额。
“一张老照片，既定格了历史瞬间，又为修复历史原貌提供了关键依据，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刘阳说。
以494.5万元的价格
竞得一批北京老照片
刘阳收藏了20多万张老照片。通过这些照片，他对摄影师谢满禄印象颇深。历史记载，谢满禄是法国贵族，从1880年到1884年，他以法国驻华公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常驻北京，经常出入皇家内院、王府高门，带着顶级的大画幅湿版摄影设备，拍摄了1400多张原版玻璃底片与蛋白原片。
“后来我发现，他在中国集中拍摄的时间仅有两年。”刘阳感慨说，两年拍了1400多张照片，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在谢满禄被发现之前，研究者认为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里，北京城总共留下了200多张照片。那时拍照的难度太大了，摄影师要扛着沉重的玻璃底片东奔西走，还得完好无损地带回家。一张玻璃底片的成本抵得上当时一个普通北京百姓一个月的饭钱。”
可以说，谢满禄改写了拍摄北京城的历史。这批无价影像被他的家族收藏，百余年从未公开，国内研究者只能看到模糊的翻拍图，从没见过原件。
这套影像档案，让刘阳苦苦追踪了20多年。照片和底片并不完全对应。第一次，他买下一批底片。第二次，底片和照片同时在法国拍卖，他只买到了底片，照片被别人买走了。第三次是2021年5月，在中贸圣佳“又见——首届影像艺术专场”拍卖中，他再度出手，以494.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竞得一批原版蛋白照片。这个价格刷新了当时国内历史影像单件成交的最高纪录，成为国内影像收藏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他在工作室辟出半面墙的书柜，上了锁，保存这些宝贝。他天天研究，发现谢满禄的拍摄完全是出于好奇心，并不像其他摄影师那样分门别类。他在大街上看到什么好玩儿的东西，随便架起机器，“咔嚓”就是一下。正因为这种随心所欲，才留下了很多建筑唯一存世或最早的照片。比如，他拍下了北京大觉寺的第一张照片，是目前唯一留存的19世纪80年代大觉寺原始风貌影像；也拍下了东交民巷德国使馆、英国使馆的早期影像，是目前已知唯一一批庚子事变前的使馆区原始建筑照片。
更让刘阳欣喜的是，谢满禄也是圆明园的“粉丝”，他拍下了圆明园内一些木构建筑被彻底摧毁前最后的模样。那是这些建筑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影像，是研究圆明园历史变迁最宝贵的钥匙。
每一张老照片
都是历史切片
收藏是往里收，出版是往外掏。刘阳给自己立下一个近乎苛刻的规矩：每年女儿生日，都要出一本书给她当礼物。“从她出生写到她结婚，至少能保证，我这个父亲每年都不偷懒儿。”
这个承诺，催生了近20本关于圆明园、北京西北郊清代皇家园林群三山五园、北京中轴线、北京王府的著作。他用10年时间自费跨国走访，整理出400多件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下落，梳理成一部系统图录，于2013年出版了《谁收藏了圆明园》。2023年10月，七根流失海外的汉白玉石柱从挪威回归圆明园。很少有人知道，这七根石柱的首次曝光，就藏在这本书里。
而刘阳最近出版的《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典藏版）》，则是他“三横三纵”出版计划的一部分——他要用老照片和文字把长安街、平安大街、广安大街、中轴线、东四一条街、西四一条街这些地方串联起来。“没想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这本书一下子成了热点。”他说。
在刘阳眼里，每一张老照片都不仅是一张方方正正的纸片，而是一段喧嚣的、活着的历史切片。“现代人大多没见过原来的北京中轴线。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已经回到过去。”他常说，一个城市的图谱是需要不断被记录的，把即将消失的东西留在镜头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他费尽心力、财力，收藏了20多万张老照片，又把它们一本一本地整理出版。他说：“我不希望这些老照片成为压箱底儿的私有财产，总有一天，我会把它们交还给社会。”在那些照片里，藏着北京城门最后一次耸立的模样，藏着被炮火轰塌的真相，也藏着一个少年听见历史开口说话时的澎湃之心。
来源：《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