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傍晚，小妹放学回家，急匆匆地跑到我的房间，说：“姐姐，你听，什么声音？”
我急忙停下手里的事，细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我说：“哪有什么声音啊？”
“嘘——真的有！你别说话。”小妹竖起手指放在唇中间，轻声说道。
“哦——是不是‘吱吱——吱吱——’的声音。”
“嗯！”
那声音从院墙根儿下传来，细细的，急急的，忽远忽近。我笑了，说：“那是蛐蛐在叫！立秋了，它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
“我要去院子里抓一只来！”说完，小妹就兴高采烈地跑去院里和蛐蛐儿玩了，她还“夺”走了奶奶的手机，用来充当手电筒。
小妹侧耳倾听着那像小小银铃一样摇响的促织声，拿着手电筒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月光从院中的树梢处漏下来，院子里浮着一层淡淡的白。这一幕，可不就是叶绍翁所言“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吗？
不一会儿，小妹一边指着自己的脖颈，一边兴奋地描述着：“那个蛐蛐儿蹦到了我脖子这里。”她越说越兴奋，我笑着，听小妹讲着捉蛐蛐儿的经过。心想，小孩子的快乐真的好简单。听着小妹的童真趣事，我也想起了我和蟋蟀的故事。
我和蟋蟀的故事可太多了，只是我的故事好像和小妹不同，并不总是那么轻松有趣。
我小时候绝没有小妹这么大的胆子。每逢阳历八九月的时候，总会有胆子大的小孩儿在墙根的草堆里捉蛐蛐玩，我对这种事情向来是敬而远之的，因为我胆小。上学时班里的“坏小孩儿”会拿着捉来的蟋蟀吓哭女生，它们细长的腿在空中乱弹，有时候还会跳到我的校服上去，我总会被吓得尖叫起来，可那些“坏小孩儿”仿佛乐此不疲，我对他们可谓是“恨之入骨”。于是，在我的童年里，蟋蟀并不是秋夜里可亲的歌者，而是和恶作剧联系在一起的可怕存在。
至于语文课本里的“蟋蟀先生”，于我而言，不过只文字而已。我是无法体会鲁迅先生所说的“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的童趣的，蒲松龄的《促织》在我的记忆里，也只是把这个词和蟋蟀简单地画上等号。那时的我不明白，一只小小的虫子，为什么值得被写进诗歌和文章，为什么能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反复歌咏。
后来，我离乡求学，开始真正走近文学。
当《七月》走进我的视野，我读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蟋蟀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它的鸣叫，不只是虫声，也是劳动者对季节变化的感知。“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蟋蟀鸣叫，而时光又匆匆。那时我明白了，促织声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总在提醒人们：秋深了，年华正在悄悄远去。“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那一声声从东墙传来的促织声，在替诗人细数心中的寂寞……
文学仿佛为我换了一双眼睛，也换了一双耳朵。它没有改变蛐蛐本身，却改变了我看待蛐蛐的方式；它没有赶走童年里的黑暗，却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立秋后，入睡前，促织声一声接着一声；清晨起，促织声还未停下。原来，鲁迅先生说的没错，蟋蟀们在秋天总是喜欢在我窗下弹琴，陪伴我整夜安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诗句中听见了秋天、乡愁、流年与生命。逐渐地，促织声仿佛也成为了如王维“促织鸣已急，轻衣行向重”般在秋夜独特的情趣。
原来，文学并不是把遥远的古人带到书本里，而是把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照亮。我自己也未曾意识到，不知从何时起，那种曾令我害怕的小虫，渐渐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有了属于我的意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促织声成了我与秋天之间独特的约定。
每逢立秋之后，我总会不自觉地留意窗外的声音。夜深人静时，窗下的蟋蟀泠泠振翅，一声紧似一声，像一根细细的银针，把浓浓的夜色刺破一个个小孔，漏进几缕清辉。
那声音有时清亮，有时低回，如今，我依然不大敢徒手去捉蛐蛐，却已经学会欣赏它的鸣叫。曾经令我害怕的事物，经过文学的浸润，竟渐渐变成了生活中的情趣；曾经被我拒于童年之外的蛐蛐，也以一种温柔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我的生命里。
“姐姐，蛐蛐会飞！”
院子里，小妹还在追着那只蛐蛐。促织声忽然停了一下，随即又从墙角传来，清脆而悠长。小妹循声跑去，我站在月光下望着她小小的背影，忽然明白：有些声音原本就不是为了被捉住的。
它们只管在岁月深处鸣叫，替我们守着季节，也替我们守着那些不肯消逝的童年。
而我知道，明年的立秋之后，我仍会在某一个夜晚，等待那熟悉的促织声。
责任编辑：郑欣宜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