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个高中生在“瘾·形”展览中所做关于成瘾的手册 |
|
| 周昕然在展览中的绘画作品《心》 |
|
| 展览中桓子阳的绘画作品《触得到的光》 |
整个周末都在打游戏，我是不是沉迷游戏了？刷短视频、社交网络停不下来，我是不是网络成瘾了？“成瘾”在青少年的语境中，有时是一种带有“赛博确诊”味道的调侃，但一些时候，也是一种身处某种困境时的担忧。
两个月前，在上海一个社区内，四个高中生做了一个名为“瘾·形”的青少年成瘾认知科普展。他们试图从自身的处境和视角出发，去探究和呈现青少年成瘾现象背后的那些可能被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每一个人有关，也与每个正在成长中的个体有关。
“我知道不对，但游戏能让我快乐”
在做这次展览之前，沈知微与成瘾这件事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初二那年开始沉迷于打游戏。
那时的沈知微正在遭遇一个好学生的“滑铁卢”。2022年前后，她发现自己的状态开始变得差劲，成绩也突然掉下来。她原本是父母和老师心目中考高分的“乖乖女”，成绩下滑后，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状态和成绩能尽快回到原来的样子。
期待的改变并没有出现。真正发生的是沈知微与打游戏这件事的缠斗。成绩压力大，无处疏解，她就想往手机游戏的世界里逃，每天放学回家后会打一两个小时，周末可能会更久。“打游戏肯定是开心的，因为游戏的机制会让你感到那种爽感，会有自己的那种高光时刻。”沈知微说。但这也让她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中：越沉迷游戏，成绩就越差。
与此同时，她还有另一个战场——内心有个声音在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打压和贬低：“你怎么能这么放任自己去颓废？你应该要好好学习，你就是因为不够自律，才沉迷于游戏的！”
这些声音让她觉得自己很糟糕。
沈知微知道，在父母和一些长辈的眼中，沉迷于打游戏的她是和学坏挂钩的。“你怎么又在打游戏？一点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父母的这种责问并不能带给她帮助，只是让她更加矛盾和纠结：我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打游戏能让我感到快乐。
直到2026年8月开始做青少年成瘾的展览，沈知微才开始意识到，她一直羞于谈论的这段经历以及处于那种状态中的自己，并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错”。这背后有一张复杂的网络，如果它不被看到，真正的问题就无法被解决。
为了了解成瘾者的经历，沈知微和另外三个高中生策展伙伴，一起采访了一些存在不同成瘾问题的亲历者，其中一位是Echo。
Echo的网络游戏成瘾集中在高中时期。几乎每天中午下课，他都会直奔学校附近的网吧，两个小时后才赶回教室。而周末他最长可以连续打15个小时游戏，他知道自己上瘾了，但不玩时会觉得心里有个爪子在抓挠。
“他经常去网吧，是因为要来逃避家庭的冲突。”沈知微说，她试图去揭开成瘾问题的表层。“成瘾是他缓解痛苦的一种方式。”
“他待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受，但又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出口，游戏就成为了他最及时、最单一的排毒系统。”正在读高三的桓子阳说。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划者之一，桓子阳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成瘾亲历者的背后在经历什么。“其实Echo自己知道，打游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痛苦，那只是一种代偿（通过其他方式弥补不足）。”
在采访一位做青少年心理支持相关的社工时，桓子阳还了解到另一个手机成瘾男孩阿力的故事——他有10部手机，有些甚至是借高利贷买的。只要父母收走一部手机，他就会想办法买下一部。对他而言，手机意味着一个可以接纳他的世界。在学校里阿力几乎没有朋友，身上的那种强烈却不太懂得变通的“正义感”，让他很难被同龄人接受。而在家中，母亲管教严厉，成绩好的弟弟被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在现实中缺少的认同感，在网络上得到了“理解”，这也使得他接触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逐渐进入风险较高的社交圈。父母禁止他使用手机后，他会以离家出走、断联的方式反抗。社工在接触中发现，他依赖的并不是手机本身，而是手机背后的社交关系。
“我站在他的视角，想象自己失去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情感联结和共鸣，会觉得那挺可怕的。”桓子阳说。他一直认为自己离成瘾很远，甚至存在一种偏见——那是发生在那些自制力弱、玩物丧志的人身上的事。在了解越来越多的亲历者的经历后，他开始思考：如果把这些问题和困境放在自己身上，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行为呢？
游戏不够用 还有人碰笑气和镇定剂
在这次展览中，有一幅像烟花一样色彩绚烂但又虚浮、混乱的画。这幅画的作者是周昕然，一名国际学校的高三学生。在以往的生活里，她目睹和了解过同龄人中的一些物质依赖或成瘾者的状态。这些物质包括香烟、酒精、止咳糖浆，以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医疗上可作麻醉、镇痛使用，但脱离医疗场景滥用会损伤神经，长期吸入可能导致手脚麻木甚至瘫痪）、含有兽用镇定剂的毒电子烟等。
在一次与朋友的视频电话里，周昕然曾看到一个刚吸过笑气的人，很疯癫地说胡话，还做出一些她无法理解的怪异举动。她的身边还有人用电子烟吸兽用镇定剂替来他明，这种可以随手拿起来抽一口的“方便”，可能会导致摄入量变大，出现手抖等问题。
因为从小受学校的禁毒宣传影响，周昕然坚决远离毒品，“一碰，你这辈子就完了”。对于笑气、兽用镇定剂这些成瘾物，她十分警惕和排斥。出于好奇，周昕然问过使用这些成瘾物质的同龄人：这到底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喜欢？得到的答案是：很爽，感觉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他们看上去非常亢奋，很开心，但是这种开心又很混乱，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开心什么，它不是那种自发的开心，而是这些东西把他们的神经感受推到了一个高点。”周昕然说。
在学业压力非常大、想逃避现实时，周昕然试过喝酒。“喝醉那一刻是很开心的，但第二天整个人很空虚，身体和精神都很累，感觉浪费了一整天。”她把这种对冲、混乱，不受控制的感受放进了这幅名为《心》的画中。
这颗“心”的背后，在被一些力量拉扯着。在周昕然的了解中，身边这些依赖成瘾物质的同龄人，大多会缺少家人的陪伴，父母工作很忙，“基本上就是给钱，但是人缺席，很多人是没有（最晚回家的）门禁时间的”。她曾经认识一个男生，原本在一所很好的学校读书，但因为最初在学校没有太多朋友，开始接触校外的圈子，在里面打笑气。
在周昕然的观察中，大家会有一种在社交上想去寻求高年级学生认同的心理，或者是把朋友多当成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这种情况下，为了融入一些圈子，寻求认同感，就要去做跟他们一样的事，去接触一些成瘾物质。
还有一些拉扯来自学业的压力。周昕然曾经读的是难度较大的高中国际课程体系，每天排课很紧，有大量的论文和研究内容要写，但学校管得很松，需要自己管理好时间。这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与此同时，身边的同学却好像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安排好，在成绩、语言、活动等各方面都做到完美。
这甚至动摇她一直以来都很强的自我认同感：我是不是真的很烂？而原本，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并能从中汲取足够多自信的人。她尝试过像熬过以往的困难那样继续熬过这一次，但她发现自己越来越蔫儿，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直到换了一所学校，她的状态才逐渐好转起来。
“要有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压力，疏解压力，因为压力堆积过多，可能就会开始接触一些成瘾物质。一旦那条心理界限被打破，你很难控制自己去改变。”周昕然说。
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成瘾”
高中生林静川的很多压力来自于社交。她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待着，在学校会显得有些不合群。在中考那段学业压力很大的时间里，她解压的方式是打游戏，不过是单机游戏，因为社交游戏会让她觉得很累。有时她也会长时间地刷短视频，等反应过来，才发现：“啊，我刷了好久啊。”
她知道这些解压方式都不太健康。“短视频对青少年大脑发育不太好，这种短暂刺激的快感会让人更容易浮躁和冲动，接受这种短而快的刺激太多，就没办法沉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未来想学习认知科学方向的林静川，对成瘾背后的机制很感兴趣。为此，她先在自己身上想一些办法来降低沉迷和依赖的可能。
她把用于刷短视频的时间改成看长一点的纪录片，去探索各种跨学科的领域，如心理学、脑科学、哲学、社会学等。她还从一个博主那里学来了一个控制自己刷短视频的方法：每周或者定期，把手机上App的顺序调换一下或者打乱分组，等你再想顺手点开这个App时，就会因不好找到而变得不耐烦，从而减少打开的次数。
在这次展览中，林静川最想要表达的是：要正确界定成瘾。因为自己身边有很多人会把精神、心理疾病常常挂在嘴边，比如说，我抑郁了，我焦虑了，我犯强迫症了，我手机成瘾了……这其中，有的人是对自己当下状态的调侃，也有一些人是在网上自测心理疾病后的“赛博确诊”。
如果被专业医疗机构确诊为成瘾的疾病状态，需要专业的医学干预。而在此之前，她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理性、科学的方式去看待这些问题。“比如说，你平时都不玩，就周末玩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戒断反应，只是一种解压的方式，那就不要休息时也提心吊胆的，焦虑自己是不是上瘾了。”
这也需要家庭的理解。从初二开始逐渐沉迷游戏后，沈知微和父母之间的冲突也在升级。刚开始她打游戏时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心听着爸爸的脚步声，一有动静，赶快把手机黑屏。一次她没藏住，爸爸开始管理她的手机使用时间——每天一个小时，其余时间手机要放到爸爸的桌子上。
高一时，沈知微从公立学校转到国际学校，并开始住校。那时她已经不再像初中时那样沉迷游戏，只在周末回家时玩了一会儿。爸爸听到声音后，误解她在学校也会天天玩，爆发了严重的言语冲突，她记得爸爸说：在打游戏和支持她上学的学费之间只能选一个。
但在那之后，爸爸做了一件在沈知微现在看来对她很有帮助的事：请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来作为父女间沟通的桥梁。那些不想和父母说的事情和感受，她倾诉给了心理咨询师。与此同时，爸爸也接受了心理疏导。持续了一个学期左右，她感觉到爸爸的变化，“他更理解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好了一点。”（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沈知微、周昕然、林静川、阿力、Echo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计巍 统筹/宋建华 供图/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