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从宙斯的审断到朱熹的诉状如雨，从蒙田的法官阅历到马可·奥勒留的葡萄藤之喻，从城邦的构想到禅学之公案——十五讲法文化史，游走于神话与历史、文学与律法、东方与西方之间。
《青萍之印：法文化史十五讲》是一部生动好读的法文化史随笔集，以历史人物及经典文本为切入点，在故事中寻味法文化的幽微细节。作者将法律观念置于哲学、神话、文学等多重语境中加以考察，梳理了法律观念形成的诸多文化要素，并以人物与叙事为经纬，揭示了法律观念形成所依托的深层文化土壤与思想源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展现法律观念的不同侧面。
《青萍之印：法文化史十五讲》，孙德鹏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蒙田的法官阅历
蒙田生活在“美好的十六世纪”，自15岁起便经历盐乱、内战、瘟疫、司法不公、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等血腥事件。对蒙田而言，每过一年，他的时代就变得愈难理解。在一篇名为“阅历”的随笔中，我们看到他对艰难时世的见闻与思考：
有几个农民刚才匆匆过来告诉我，他们把一个人留在了我的树林里。他伤得很重，挨了上百刀，还有气，他求他们可怜给些水喝，把他扶起来。他们说他们不敢走近他，都溜了。害怕法院的人会抓住他们跟这事牵连起来。就像以前有过这种事，有几个人被撞见在一个被杀的人身边，由于没有证据、没有钱打官司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就要对这件事故负责，弄得倾家荡产为止。我能说什么呢? 肯定的是这种人道援助会使他们陷入困境。
从1556年到1570年的15年间，蒙田的法律生涯在蒙田庄园东北方向的佩里戈尔法院展开，之后他又到波尔多高等法院任职。他的大部分工作是研读案情细节，做出摘要，给出法律见解和司法评释。为此，他像那些16世纪的法律从业人员一样，终日被卷帙浩繁的案牍与文书包裹着。他的灵魂受到繁重公务的搅扰，常常忘记了家的甜蜜滋味。
蒙田在这份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公职经验，也收获了大量《随笔集》的写作素材，他试着从多种不同角度来观看人类处境，提出一些独创且影响深远的观点。对他而言，当时司法最大的问题是未考虑到根本的人性弱点：人会犯错。
司法不公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司法与人性事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人人都会犯错，法官也不例外。有时候，法官受自身偏见的影响甚于证据，就连午餐吃得好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判决。比如，我们在下面一起畸形的案件中体会到了讽刺意味：几名被告因杀人指控入狱，法官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判处几人死刑，但判决书还未宣布。此时有下级法院的报告称，另外几个不法之徒承认上述凶案正是他们所为。此案无可置疑地出现了转机，按理说应该中止或延缓死刑判决。法官们重新进行了讨论，“大家考虑到这件案子重审，其后果会拖延判决。既然定罪已经法庭通过，法官也就无悔无愧”。于是，法院宣布，本院不愿立下判决被推翻的恶例，所以必须继续行刑。
1532年，也就是蒙田出生的前一年，拉伯雷的《巨人传》在里昂出版。这位人文主义前辈对堆积如山的案牍大加讽刺，我们都知道他笔下的那位著名人物——勃里德瓦法官，他的名字直译为“马勒鹅”法官更为形象，即一只被缰绳捆缚住的大笨鹅。他精通法律，却把审判比作孩童喜爱的“捉苍蝇”（捉迷藏）游戏。
面对极其复杂的案情与法规，勃里德瓦法官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和思考，结果在最后时刻却以掷骰子的方式决定审判结果，他说，占卜和碰运气的审判更能赢得公正与信服。据说，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有这样一句法律格言：甘心情愿苦亦甜，因此勃里德瓦法官认为自古以来，捉苍蝇和掷骰子都是法律所允许的。用司法界的话来说，“药物以治病，司法以理案”，要获得疗愈的效果，就得接受药物带来的毒副作用。我们来看这位“马勒鹅”法官对“骰子理论”的古怪辩解：
我和在座诸公一样，认为在衙门里边，没有比清理案卷、翻阅公文、记录簿册、塞满纸篓、察看诉讼更有益的游戏了……我认为时间可以使一切事物成熟；时间一久，一切都越来越清楚；时间不愧是真实之父……所以，正和在座诸公一样，我把判决拖延、推迟、耽搁下来，希望经过翻阅、考察和争论之后，日子一久，自然会成熟，被判的人承担骰子掷出来的命运也就不那么难受了……在不成熟、还没到时间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宣判，便会产生医生所说的疮未熟就开刀的危险，也像人身上的一块病还没有发作就想把它除掉那样，是不合理的。
蒙田说，在他的家乡佩里戈尔，人们用方言形容这种文人病——“打印在脑子里的文字”。农夫和鞋匠说他们知道的东西，简单朴实地过自己的生活。而这些小文人好像经常没有常识，他们靠着脑海中漂浮着的一些知识抬高自己，不断陷入尴尬境地，并且，他们说出来的漂亮话全要由别人来做。有时候，灵魂染病或许是对某些历史人物乖戾言行的唯一合理解释。当然，这种怪病并没有传染给蒙田，他始终与试图吞没他的荒谬司法保持着距离。
在著名的《雷蒙·塞邦赞》一文中，蒙田将怀疑哲学与野性思维融汇成“我知道什么”的质朴一问。为了说明人类理智的骄纵之害，他用以谦逊著称的圣保罗来劝慰世人：“纯朴的人和无知的人上升到天国，我们带着我们的学问沉入黑暗的地狱。”人类社会存续下去的主要支柱是纯朴的美德与良善的心灵，而智慧与学问令人生出骄傲之心。长此以往，文明势必与教条的枷锁一同生长，慢慢跌入迷信的深渊。
蒙田写道：“在我们祖辈那个时代，西班牙人发现了新大陆，从那里回来的人可以向我们作证，那里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法律，却比我们的国家更守法，更有秩序；我们这里官员比老百姓还多，法律比事务还琐碎。”如果蒙田或拉伯雷能释读汉代律法，他们对“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语境不会生出陌生之感：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
当一种文明进入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状态，其结果必定是人浮于事、“以狱为市”，众人纷纷做起贩卖正义的勾当。蒙田引用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诗句来勾勒这座法律围城的滑稽相：
他们的双手和口袋里
满是传票、诉状、通知、
委托书、成卷的注释书、
咨询单、卷宗。
靠了这些，可怜的老百姓
在城里没有安宁日子：
前面，后面，两边，都是
公证人、诉讼代理人和律师。
原标题：《从宙斯、朱熹到蒙田，管窥法文化的不同面向》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孙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