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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可感可触的历史直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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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垭口灌过来,人只能一步一停。

海拔5470米的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高雪山。当地有句民谣:“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

今年夏天,纪录片《伟大远征》摄制团队沿着红军的足迹,重新翻越了一次党岭山。抵达海拔4800多米的夏羌涅阿垭口时,有人哭了:“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很多,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伟大远征》《万水千山》反响热烈,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伟大远征》全网触达超8亿人次,《万水千山》收视率居同时段全国第一。

今天,如何讲述这段伟大奇迹?两部纪录片以影像为桥,让昨日征途与今日征程同频共振,让伟大长征精神变得可感可触。

用细节和实物“说话”

《伟大远征》总导演肖璞介绍,主创团队遵循“思想+艺术+技术”的创作理念,力求做到:政论有高度,叙事有温度,史实有精度。

“影片的‘实’,来自可触摸的物:半条被子、一盏马灯、一艘渡船、一张报纸、一面旗子。”《伟大远征》总撰稿贾永说,“有了这些,道理自己就会长出来。”

“第一集,我们用了中复村那根柱子上的刻痕。那是红军出发前,参军少年量身高留下的。后来他们大都没有回来,但刻痕还在。”贾永说,一道刻痕,抵得上一万句“母送儿上战场”。

贾永介绍,挑细节有一条硬杠杠:必须是生动的,必须是史料上查得到的,必须是难以替代甚至不可替代的。

长征留下的影像极少。而如今,技术提供了大力支持:15个重点场景虚拟拍摄,8场重要战役实景拍摄,再加上卫星遥感、航拍、影像修复等手段,让观众能直观感受那段历史。

“复原的是有史实依据的场景,不是凭空想象。”肖璞说,“所有技术创新都恪守一条原则——服务史实、辅助叙事、不越边界。技术的底色,永远是对历史的敬畏。”

拍摄《万水千山》时,主创团队遵循着这样一条规矩:让实物自己“开口”。总导演朱翌冉把它概括成9个字——找得到、测得准、用得对。

第二集《血战湘江》,从烈士遗骸的打捞与鉴定讲起。2017年,新圩阻击战中牺牲的20多名烈士的骸骨被从地下暗河中打捞出来。中山大学李法军教授团队鉴定:他们大多只有15到25岁,骨骼细弱,头颅留着钝器伤痕。

“历史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遗骨告诉我们,是谁、以怎样的代价承受了这一切。”朱翌冉说。

“细节叙事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提供的是证据而非结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顾亚奇说,“酒海井打捞出的烈士遗骨等,提供了可查证的依据,让观众通过自己的感知形成判断。”

让今昔彼此照亮

肖璞说,创作耗时一年多,主创团队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走”。

摄制组走遍长征沿线十几个省份、数百处旧址,采访专家和红军后人100多位。导演组平均年龄35岁,大多是第一次系统接触这段历史,稿件改到“每一个字都被双脚踏实过”才能定稿。

“这部片子不是写出来、拍出来的,”肖璞说,“而是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一步步走出来、蹚出来的。”

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团队去的时候麦浪滚滚,一片丰收。90多年前那里打过一场恶仗,倒下的多是十三四岁的红军战士。

《伟大远征》编导胡渝对过草地那场勘测记忆深刻。今天的草地风光壮美,观众很难理解过草地难在哪儿。他们请来研究地质的专家讲泥炭层,钻到地下6米,取出来的还是软烂的泥。

“一陷进去,可能就真的看不见人了。”胡渝说。

走得越多,越能看清山河之变。

当年翻越的夹金山,如今隧道通车,全长9.35公里,“翻越”变成“穿越”,周边11万群众冬天不再怕封山;当年红军在花江铁索桥死守三天三夜,如今花江峡谷大桥飞跨“地球裂缝”;2026年9月6日,瑞金始发终到延安的高铁列车正式开行,当年的征途,缩短为不足12小时。

朱翌冉和《万水千山》创作团队同样重走了长征路。印象最深的,是寻找斯诺的那张照片。

1936年8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宁夏同心县豫旺堡拍下一张红军老照片,由历史研究学者郑文著提供线索,国内首次公开发表。朱翌冉请郑文著一同来到豫旺堡,对着照片里的山形轮廓、土坡凸起、沟壑走向反复比对。

时隔90年,在同一个季节,他们和斯诺站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角度,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又一次拍摄。

那一刻,朱翌冉感慨:“山还是那座山,如今已换了人间。”

抵达更年轻的人群

夜幕降临,陆军某部“大渡河连”学习室里灯火通明。

官兵整齐端坐,把《伟大远征》当作一堂思政课集中观看。当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画面出现,不少官兵不自觉挺直了脊背。

二级上士罗俊俊感慨:“先辈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天险,靠的是铁心向党的信仰。今天我们练兵备战,就是接过先辈的接力棒。”

《伟大远征》播出后,电视端观众规模、融媒体阅读量均超4亿;收视率1.06%,收视份额破6%。《万水千山》登上全网热搜热榜47个。

肖璞介绍,《伟大远征》的连接,常常落在年轻人身上。影片播出后,新媒体把片中片段摘出来分发,其中一篇的标题是——“29、28、27,看着看着就哭了”。

“29、28、27,是长征中牺牲的3位高级指挥员的年龄,都是很年轻的生命。”肖璞说。

朱翌冉介绍,贴近青年的表达不是降低历史的标准,而是转换讲述的语态,“让历史以可以被‘重新经验’的方式走进当代人”。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

90年前,红军用脚走完长征;90年后,“长征”这个名字上天入海。航天员朱杨柱说:“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

95后美籍记者伍淡然说:“长征精神不是口号,是红军实实在在走出来的信念和坚守。我想像斯诺一样,把我亲眼看到、真实感受到的中国,讲给世界听。”

彝族工程师吉地辽日,博士毕业后回到大凉山,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他说:“走出大凉山并不是为了逃离这个地方,而是带着眼界和知识回馈这个地方。”

“90年前那支队伍用双脚踩出来的路,”肖璞说,“今天仍需我们以信念接续,以奋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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