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债务危机总是沿着一条令人痛苦又似曾相识的轨迹演变：资金成本一旦上升，谁家底扎实、谁在投机取巧，便会暴露无遗。1994年，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执掌美联储时如此；2026年，凯文·沃什(Kevin Warsh)执掌美联储时亦然。这两次，美联储都出乎市场意料地逆转政策方向：原本人人预期它会降息，它却转而上调短期利率，推高长期资金成本，令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路攀升，直到某个经济体终于不堪重负，爆发危机。
2026年的受害者似乎是法国。该国财政赤字之大，已令投资者难以安心；中间派总统即将卸任，政局动荡不安；身为欧元区成员国，法国又无法掌控自己的货币。三十年前，墨西哥也曾陷入同样的困境：外债高企，一场风波迭起的总统大选落幕，主要候选人遇刺身亡，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卸任。与此同时，比索兑美元汇率被人为维持在脱离现实的高位。
在等待法国局势尘埃落定之际，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件事：这一次，墨西哥没有拉响警报。回溯1994年的龙舌兰危机，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领导的新政府本打算稍稍放宽汇率管制，市场却迅速反扑，迫使比索大幅贬值，一场金融浩劫就此降临。到1995年底，通胀率已飙升至50%以上；待风暴平息，墨西哥银行业一半的资产已被核销。
如今，比索实行浮动汇率，政界人士反倒对市场推动比索升值颇有怨言。1994年以来，墨西哥仅有两次陷入金融险境：一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次是疫情。比索甚至经受住了六年左翼民粹主义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执政的考验。如今，接替总统的是由他亲自选定的继任者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奥夫拉多尔上任之初便叫停了墨西哥城一座新机场的建设。该项目由国际资本出资，当时已在施工，这一决定促使大批投资者撤离。
通胀方面，墨西哥目前的通胀率为3.45%，低于北方邻国美国的3.75%。墨西哥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也具备了抵御国际危机的能力。但它的经济增长依然缓慢得令人沮丧，始终无法挣脱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它确实练就了抵御风险的韧性，但它是否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1968年奥运会前夕，数百名抗议者被杀害
墨西哥增长乏力的症结，可以对照奥运会的时间线来看。作为一个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墨西哥将1968年奥运会视为对自身发展成就的认可。这是奥运会首次落户一个新兴国家，仿佛意味着墨西哥终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如今，在墨西哥城，人们提起这届奥运会，最先记起的却是开幕前的惨案：安全部队杀害了数百名抗议学生和其他民众。奥运会本身留下了精彩的体育赛事，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美国运动员在赛场上举起拳头，向“黑人力量”运动致敬。
下一个承办奥运的新兴国家首都，是二十年后的首尔。据世界银行数据，1968年，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15.92美元，是韩国的三倍。1988年，韩国人均GDP达到4754美元，远超墨西哥的2631美元。到2025年，韩国人均GDP更达到36277美元，几乎是墨西哥（13889美元）的三倍。
在此期间，墨西哥几经债务违约，步履蹒跚，并在1976年、1982年和1988年的总统交接之际遭遇重大动荡。到“龙舌兰危机”爆发前夕，墨西哥似乎终于摸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然而灾难还是降临了。几年后，韩国也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此后数十年间，其经济增长始终远远快于墨西哥。这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其中之一，却是墨西哥有意作出的一项政策选择。
1994年以来，墨西哥的战略始终围绕一个目标展开：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类似危机不再重演。为此，它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在这一点上，墨西哥确实做到了。即便支出冲动强烈的奥夫拉多尔，也没有出台举措去破坏这份来之不易的财政纪律。
墨西哥主要通过一系列枯燥的技术官僚改革实现了这一目标。当时，这些改革几乎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公众对商业部门的信任荡然无存，技术官僚得以从头搭建新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墨西哥几乎将所有银行都出售给了国际买家。不过，如今这一进程正在逆转：花旗集团(Citigroup)正着手将其于2001年收购的墨西哥国民银行(Banamex)出售给本土投资者。墨西哥还建立了一套新的住房抵押贷款银行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官员们研究美国市场后，作出了一个颇具远见、后来也证明正确的决定：不在本国设立类似房利美(Fannie Mae)或房地美(Freddie Mac)的机构。
最重要的是，墨西哥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养老金体系，并实施严格监管。这套体系既借鉴了美国401(k)退休储蓄计划的精华，也吸收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推行的退休金制度。起初，政府只允许设立10家养老金基金管理机构，按西班牙语首字母称为阿福雷斯(Afores)。这些机构受到一个包括公共部门工会在内的委员会的严格监管。
由于工会对墨西哥股市极度不信任，阿福雷斯最初只能投资墨西哥政府债券，不得涉足其他资产。直到2005年，它们才获准进入股票市场，但投资范围仅限于与指数挂钩的票据。此后，阿福雷斯获准将触角拓展至海外。但监管机构始终未放弃对资金流向的控制。2009年，为缓解比索遭遇的挤兑压力，监管机构突然要求阿福雷斯将资金调回国内，并成功稳住了局势。
这种做法看起来过于保守，却也使阿福雷斯得以存续，并逐渐赢得公众信任。经过一代人的积累，加上养老金缴款上限的提高，墨西哥如今已拥有一座规模可观的资金池，足以支撑其独立自主。最新数据显示，阿福雷斯持有的各类墨西哥债券总额已超过2410亿美元。
如今，墨西哥发行政府债券，甚至完全不需要外国买家。今年以来，非银行企业发行新债的规模创下140亿美元的纪录，而阿福雷斯却在抱怨，可供购入的墨西哥本土企业债供给不足。所有这些交易都以比索结算，墨西哥面临的外汇市场风险以及再次陷入货币贬值危机的可能性，都已大幅降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2002年，时任墨西哥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希尔·迪亚斯(Francisco Gil Díaz)与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Guillermo Ortiz)曾专程前往纽约，高调游说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将墨西哥主权债务评级上调至投资级。这清晰体现出当时国际资本的分量，也凸显出墨西哥彼时的求助者身份。
2003年，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金融操作，墨西哥终于偿清了最后一笔布雷迪债券。这类债券以美国国债作担保，得名于时任美国财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当年，正是他推动发行这一债务工具，帮助墨西哥渡过危机。此后，不少国家也参照此模式发行了以美债担保的债券，但墨西哥始终将布雷迪债券视作一种耻辱。希尔·迪亚斯竭力推动墨西哥成为第一个偿清布雷迪债券的国家，并在总统府举办隆重仪式，庆祝这段历史的翻篇。
如今，标准普尔和穆迪(Moody’s)再次发出警告，威胁撤销墨西哥的投资级评级。墨西哥迟迟未能扩大税基，将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纳入税收体系；同时，国有石油垄断企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多年来投资不足。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政府无力为国家亟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资金。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评级遭到下调足以引发一场灾难。如今，凭借规模庞大、着眼长远的国内资本，墨西哥已足以承受评级机构的负面评价。这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成就。
然而，这一成就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墨西哥是否以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为代价，换来了今天的局面？“龙舌兰危机”给墨西哥经济留下的创伤，至今仍难以抹去。1994年以来，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2.63%，表现疲弱。同一时期，巴西和智利虽然也都经历过严重危机，人均GDP年均增速却分别达到4.96%和3.87%；美国则为3.88%。除长期动荡不休的阿根廷外，墨西哥在经济发展上已落后于所有拉美地区的同侪。亚洲四小龙的成就，更是遥不可及。墨西哥城是否用停滞换来了稳定？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墨西哥堪称“资源诅咒”的典型受害者。这个国家坐拥贵金属和油田，还拥有一家能够持续创造利润的国有石油公司；而饱受战争蹂躏的韩国，除了人民的聪明才智，几乎没有任何原材料资源。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首尔经济奇迹的由来。
但问题不止于此。与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非正规经济，制约着墨西哥的增长；少数寡头企业和家族企业把持的僵化商业体系，也窒息了市场活力。相比之下，巴西等国即使经历了混乱而动荡的宏观经济周期，依然成功培育出了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墨西哥终于理顺了宏观经济治理。这让它得以避开眼下正降临法国的危机，也不至于因美债收益率意外上升而再度陷入险境。但如何释放出驱动韩国增长的那种创新活力，将是下一代人必须设法完成的使命。编辑/孟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