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精神所在，就是力量所在。”如何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如何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自20世纪中叶至今，一代代美术工作者通过重走长征路，以真实的生命体验将伟大长征精神凝于画卷，让精神火炬始终照亮前路。
父亲董希文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重走长征路的画家之一。其实，他很早就计划创作一幅反映红军过草地的作品，但由于缺乏身临其境的感受，所以迟迟未能动笔。1955年，他迎来一次难得的机会——随八一电影制片厂《在长征的道路上》摄制组，沿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开展写生。他背着20多斤重的画具，翻雪山、过草地……一走就是半年。为了不错过精彩场景，他有时骑在牲口上边走边画；有时一手拿着干粮用餐，一手拿着画笔写生；有时还站在雨中作画……就这样，他完成了250多幅写生。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长征路上的风土人情，也凝结着他对伟大长征精神的深刻体悟。
“我们在草地上露营，虽有很好的帐篷，醒时夜来的露水和潮气仍然浸透了衣被，甚至常常为寒气所冻醒了，不耐时就起坐烤火等待天亮。”草地写生为父亲创作油画《红军不怕远征难》（见图）积累了大量素材。他说：“草地上早晚不同的气温，篝火、草地的色彩变化，在烤火时，护送的战士们的玩笑、吹口琴、烤衣服等的神情和动态，都不是没有军事生活经验的人凭空所能想象得到的。”这种在场感，让父亲的创作在葆有历史真实的同时，超越简单的历史再现，升华为对人性与信仰的深度叩问。
在写生作品中，《班佑河畔高草地》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幅。班佑河畔是红军走出草地、迎来胜利曙光的关键地点，也是无数红军战士长眠的地方。在这里，父亲一边带病写生，一边阅读老红军回忆录，最终将心头的震撼与感动凝注于笔下。画作中，父亲先用大笔酣畅淋漓地渲染出草地的苍茫，再以笔杆刻画、小笔勾点的方式，细致描绘出风中茅草的丰富层次。画面以深沉的赭石、土黄与墨绿为主色调，但在这里，色彩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摹写，而是被升华为一种情感符号，象征着历史的厚重与精神的坚韧，恰如父亲所说“形要有感情的形，色也要有感情的色”。画面中，广袤的草地与湍急的河流构成严酷的生存环境，但深沉的色调之下，涌动着不屈的生命力。
作为《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重要写生稿，《班佑河畔高草地》为今人理解父亲的创作过程提供了珍贵视角。他突破当时流行的历史画创作模式，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个人情感体验相结合，使这件作品不仅是一幅描绘自然的风景画，更是一曲献给革命先烈的精神赞歌。
回京后，父亲便着手创作《红军不怕远征难》。他一改写生出发前的构思，明确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长征到过草地时那种最困苦的物质生活同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比，所以在色彩上也想追求困难与坚毅的配合”。他大胆地以大面积普兰、黑色和蓝绿色构建起阴冷、压抑的暗夜草地之景，象征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死考验。画面中几簇橘黄色的篝火则代表光明与生命力，它告诉人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希望的火种也从未熄灭。
画面采用非对称的对角线构图，人物群像从左下角向中景的篝火处汇聚，形成一种向前的动势。近景处，战士们相互搀扶、倚靠着休憩。中景处，人群围着篝火，一名战士用笛声传递着温暖。远景则是浓云密布的天空。这种层次分明的布局，既展现了寒夜草地的真实状态，又通过人物间的互动，凝聚起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父亲还将对中国写意画中“笔法”的理解融入油画创作，以版画式的黑色线条勾勒轮廓，用厚重的色块堆叠出草地的泥泞和战士的疲惫，笔触粗犷苍劲。这种写意手法，使画面充满力量感和东方韵味，是父亲倡导的“油画民族化”理念的生动体现。
历史画创作不是空洞宣传，而要“把纯理性的东西变成感情的抒发，像唱歌一样流露出来”。《红军不怕远征难》最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红军战士作为普通人的真实状态：清瘦的脸庞、疲惫的身躯、沾满泥泞的军装。然而，正是在这极致的困境中，他们眼中的坚定、篝火旁的乐观，才显得格外震撼人心。
从内容到形式，父亲对《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心营构，让画作找到了通往观众心灵的路。近70年过去，这件作品依然散发着动人光芒。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展览里，画中不灭的火种跨越时光，温暖着每一位观者的心灵，也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