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汤汤，载着往来舟楫，铺展千年文脉。流光溢彩的珐琅器顺着这条航道北上南下，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工艺对话。正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举办的“华彩流澜——大运河上的珐琅之旅”展览，将这场对话呈现于观众面前，并回答着一个重要问题：一门舶来技艺，如何在华夏大地扎根，并淬炼出独属于东方的璀璨华彩。
珐琅又称“佛菻”“佛郎”等，是一外来语的音译词，其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等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中国古代常将附着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称“釉”；附着在建筑瓦件上的称“琉璃”；附着在金属表面的称“珐琅”。珐琅器的核心品类是铜胎珐琅，根据制作方法和工艺特点，主要分为掐丝珐琅、画珐琅和錾胎珐琅。珐琅工艺自域外传入后，经过长期本土化发展，逐渐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品类。
清代，珐琅工艺达到鼎盛。内务府造办处专设珐琅作，汇聚天下良工与物料。真正让珐琅在华夏“生根”的，是那些沿运河北上的工匠。据记载，仅乾隆时期，造办处珐琅作中来自广州、扬州、苏州等地的“南匠”，以及来自西洋的匠人便达数十人之多，他们一起参与到宫廷珐琅制作与技艺革新中，使珐琅器形成庄重大气、纹饰繁丽等审美特征。
地方珐琅的兴起，推动清代珐琅艺术走向多元。康熙年间，广州引入画珐琅技艺，工匠们将其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广珐琅，它们不仅是贡品，也是外销品。而作为运河枢纽的扬州，因汇聚南北工匠，乾隆年间其珐琅工艺也日臻鼎盛。扬州珐琅器风格鲜明：釉色冷艳，线条匀细，代表性器型有天球瓶、桌灯等，既有作为皇家贡器的富丽，又浸润江淮文人的清雅气质。正是这些地方珐琅流派与宫廷造办体系彼此呼应，促成清代珐琅艺术百花竞放的格局。
珐琅的本土化，重在一个“融”字。初入中土的珐琅器，纹样多为西番莲纹，器型带着域外风格。在历经元明清数百年改造后，它慢慢吸纳中华文化养分，器型上借鉴商周青铜礼器，衍生出觚、鼎、尊等仿古形制；纹饰上以龙凤、八宝、松鹤等为主，把中国人对福寿安康的美好祈愿，凝于铜丝与珐琅之间；又汲取漆器装饰、瓷器彩绘等艺术之长，逐渐形成独具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品格。
今天，这门跨越千年的工艺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数字技术与创新设计的赋能下重焕光彩。从造型到纹样，从工艺到色彩，新一代工艺人通过不断创新，使珐琅走进衣袂之间、餐桌之上、家居之中、建筑之内，彰显全新生命力。
珐琅艺术之旅，正是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外来的技艺，在中华文化土壤中生根开花；传统的瑰宝，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这便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