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政远
在我国传统绘画领域，若要寻觅一种生灵，将自然的狂野与文人的内敛融于一身，那必是马。
《周易·说卦》云：“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古人仰观宇宙，将马与“天”等宏大深邃的意象相连。
从远古岩壁上的粗犷刻痕，到宣纸绢帛上的水墨洇迹，马早已成为历代画家笔下的常客。
在纸绢尚未普及的汉代，马的形象往往承载着宏大叙事，出现在青铜器与画像砖石之上。彼时的马，是凿空西域的羽翼，是墓主的良伴。甘肃武威出土的那匹铜奔马，昂首嘶鸣，一足踏于飞燕之上，以极其浪漫夸张的姿态，定格了汉代人对天马的崇拜。汉代画家笔下的马，不拘泥于解剖的锱铢必较，而是以粗犷豪迈的线条勾勒出一种原始、奔放的生命张力，为后世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美学追求，埋下最为刚健的种子。
岁月流转，魏晋南北朝顾恺之那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既点亮了人物画的眼眸，也影响了走兽画的发展。此时的马，渐渐从神话与沙场之中走了出来。在敦煌莫高窟的北魏壁画中，马匹的线条变得流畅匀称，比例趋于和谐，甚至晕染表现出立体感。自此马成为画家倾注审美情趣、展现笔墨修为的载体。
如果要为马寻找一个最自信的时代，那必然是大唐。大唐的强盛与开放，让马成为社会生活中最耀眼的明星。太宗有昭陵六骏伴其长眠，玄宗更是坐拥御马数万匹。这一时期，涌现出曹霸、韩干等画马巨匠。
“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韩干的这句话道出了唐代画马“外师造化”的真谛。在他的《照夜白图》《牧马图》中，马匹体态丰腴、四肢劲健，充满向外舒展的力量感。后世虽有“干惟画肉不画骨”的微词，但那丰腴健硕的“肉”，恰恰是大唐帝国繁荣昌盛、海纳百川的投影。画家笔下的线描圆润紧挺，设色富丽堂皇，让唐马自带昂扬豪迈之气。
及至两宋，马在军事层面的地位有所下降，可在画家的笔墨世界里却走向了纵深。宋代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北宋李公麟更是以“白描”神技，开启了文人画马的新纪元。在他的《五马图》中，丹青隐去，唯余墨线。那富于弹性和节奏的线条，精准勾勒出名马的骨骼与性情。宋代画家借绘马寄怀，抒发平和淡泊的心境，彰显君子如玉的品格。
到了元代，“托物言志”成为文人挥毫泼墨的自觉追求。马，这一自古便与“伯乐”“良才”绑定的意象，自然承载了无尽的故国之思与怀才不遇的幽叹。
宋末元初画家赵孟頫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绘画主张。在他的《秋郊饮马图》里，清旷的秋景中，马匹安闲漫步。这不仅是对晋唐古法的追摹，更是画家在红尘喧嚣中为自己营造的一方精神净土。而南宋遗民龚开的《骏骨图》（又名《瘦马图》），则将这种隐喻推向极致。画中之马骨瘦如柴，低首伏枥，旁边配以诗句：“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那触目惊心的瘦骨，画的哪里是马，分明就是画家自己。
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宫廷画坛漾开一圈奇妙的涟漪。郎世宁等西洋画师带来焦点透视与明暗光影之法。在《百骏图》里，骏马皮毛泛着真切光泽，身下拖曳着浅淡阴影。这种中西合璧的探索，虽在当时被部分传统文人视作缺少“气韵”的匠气之作，却为中国画增添了一抹独特色彩。
进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遭遇内忧外患，马在画卷中再次发出震动时代的嘶鸣。这一次，执笔人是徐悲鸿。
徐悲鸿笔下的马，是对中国画“形神兼备”传统的现代唤醒。他将西方严谨的解剖学，不着痕迹地融入大写意水墨的酣畅淋漓之中。他打破古人循规蹈矩的线描范式，以奔放泼墨重塑马的体块。那迎风飘拂的鬃毛，在墨色的浓淡干湿中恣意张扬。
在抗战烽火之中，徐悲鸿笔下的马，不再是供人清赏的雅物，不复顾影自怜，而是四蹄腾骧、仰天长啸的奔马。“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此时的骏马，已然化为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精神象征。悲鸿以马写心，以马唤魂，一纸水墨之间，凝起抵御外侮的千钧力量。
纸上神骏，蹄印岁月。中国画里的马，走过了一段由外向内、由形似臻于神似、由客观再现转向主观抒怀的漫长历程。
汉之古朴，唐之雄强，宋之理趣，元之隐逸，清之交融，近代之不屈。每个时代的骏马，都是彼时世人思想与境遇的真实镜像。画马，实则画人；观马，实则观心。一代代丹青妙手落于宣纸之上的，不只是风采各异、傲骨嶙峋的骏马，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风骨，与“乘物以游心”的道家哲思。
当我们置身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再度展卷凝望这些笔墨凝成的生灵，跨越千年的马蹄声，仿佛冲破纸页的桎梏，至今仍回响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长风浩荡，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