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本报记者 陈 洁
身处人工智能快速普及的当下，一种普遍的时代困惑正在蔓延：今天的人们，拥有有史以来最便捷的学习渠道、最海量的知识资源，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努力焦虑与价值迷茫。
人人可检索、人人可求知、人人可学技能，但很多人越学越被动、越卷越无力。以储存知识为目标，依靠勤学积累、储备记忆、深耕单一专业的成长方式，其赖以成立的时代前提，正在悄然改变。
中信出版社今年9月推出的《后知识社会》，正试图从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为这份时代困惑给出解释。
要读懂这本书的问题意识，不妨把时钟拨回1973年。那一年，石油危机席卷西方，管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走向尾声。也正是在这一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判断：人类正告别资本、劳力主导的工业时代，迈入知识稀缺、知识为王的新阶段。一方面，技术革新的根源越来越依赖研究开发与理论知识；另一方面，知识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的比重持续增大。知识，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资本。
沿着这条线索，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马松在新书《后知识社会》中进一步追问：这个“知识为王”的社会，究竟是怎样运转的？他的答案冷静甚至有些残酷——过去两百年的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在把人当作“知识容器”来工业化生产。上学、考试、文凭、工作，这套人生脚本的前提，是知识稀缺。而人工智能出现后，这个前提第一次松动了：人工智能没有取代知识，它取代的是“知识必须装在人脑里”这个前提。当“存储知识”不再是人独有的优势，长期被当作容器的人，被迫直面一个问题——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北大哲学系教授程乐松曾在访谈中说：“如果AI神话告诉我们的未来是真的，在很短的将来，我们可能要面对绝大部分的物质生产都由机器取代，那么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在很短的将来就必须面对人类代际上从来没有过的变化，就是以生产为主导的日常生活转变为以精神生活为主导的日常生活。”他同时提醒，AI可以迅速给出答案，但拿到答案不等于获得能力；把探索思考的过程外包给机器，正是人的感知力慢慢变钝的根源。
当时代的重心转向精神生活，我们不免追问：这种精神世界的安顿，可以依托怎样的路径？翟进在《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跋文《边界与对望》中曾写下相近的思考，书名里的“天真”，恰恰指向不被工具理性驯化、属于人的原生感知力与好奇心，这正是精神生活的内核。他提出，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困境，人类文明的困境，常常源于人与自然的疏离。由此生出两条应对路径：其一是哲学应对，完成边界的重建，确认人在秩序之中的位置；其二是艺术应对，在边界之上，重新搭建起人与人、人与自然温暖的对望与联结。
放到今天看，人工智能正在画出一道全新的边界。哲学要做的，或许是重新确认人的位置；艺术要做的，或许是在机器的效率之外，守住那些无法被压缩的温度，守护这份难得的“天真”。
重新站在这道边界上，人应当以什么立身？马松在书中提出了他眼中人工智能时代较为稀缺的几种能力：提出好问题的能力，而非被动回答问题的能力；犯错的勇气，而非追求永远正确的执念；在信息洪流中辨别方向的判断力，而非驾驭单一技能的熟练度；跨界迁移的灵活性，而非固守单一赛道的深耕。而他尤为强调的是：同理心——那种机器难以复制、也恰恰在知识工业化的训练中被我们长久遗忘的人性部分。
当然，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而在于提醒我们更新对“学习”与“深耕”的理解。勤学、钻研、深耕并未过时，只是目标不再是单纯囤积知识。真正需要打破的，是把人等同于知识载体的惯性思维。
技术浪潮奔涌不息，阅读与学习的意义，也由此重新显明：读书求知，最终不是为了装满一个容器，而是涵养发问、共情、感知、创造的力量。当知识唾手可得，人之为人的精神质地，才是我们最珍贵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