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冯骥才
作家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两套文库，一是小说文库，一是散文文库，经此次编辑才知道，我的散文的字数比小说多一倍多。小说八卷，散文十八卷。缘何如此？散文是我的第一写作吗？
一
我写作始于1962年，初为散文，大多是艺术随笔，这与我当时从事绘画相关，直到1977年才出版了首部小说。
小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写作，小说是在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中完成的，小说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写作。然而，好的作家写完一部小说，这世界就多了一些人人熟知的人物，比如贾宝玉、林黛玉、孙悟空、阿Q、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聂赫留朵夫、格里高利等。散文不同，散文是和生活捆绑在一起的，是生活的记述与抒写。散文很少虚构，却能升华；从生活中升华出美、思想和意境。
好的小说是凭空创造的一份精神大餐，好的散文则是把现实中的荤素生鲜炒出一盘盘神仙美味。如果小说是一种创造，散文则是一种发现：是对生活一种富于价值的精神、情感、哲理和审美的发现，对绝妙细节的发现。有时散文还是一种炼字的艺术。古典散文与诗相通，却与小说相隔甚远，唐宋时期尤其如此。
散文写作是无限自由的。可以直接地抒写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情愫。散文拥有各种体裁，如随笔、游记、特写、杂文、评论、纪实、序跋、回忆录等，适于不同题材的散文写作；散文不拘形式，没有规范；散文最具主观性，最随性，它像风一样可以吹到任何地方。为此，我随时随地，有感而发，都会进入散文的写作。我的散文写作有的在书房里，有的在旅途中、客栈里、列车甚至汽车上。进入小说的写作往往会有一点仪式感，像吃饭，摆上饭菜碗碟筷子乃至酒瓶酒杯，然后开始吃；散文没有，像喝水，端起杯子就喝。散文遂成为我生活的一种方式与内容，自然我不会记得自己写过多少散文。
作家们往往会记得自己写过多少长篇小说、多少中篇小说，不会记得写过多少散文。
记得丰子恺先生说他每写好一篇散文，发表后收到报样，便随手放在身边一个篮子里，待篮子里的文章满了，便会编成集子送去出版。散文写作常常是随手为之，哪里会知道写了多少。写散文才真正享受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快乐。
二
近三十年，我的写作发生巨大转变。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基本停止了小说创作。我说过，我比同时代作家少写了二十年的小说，但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一己的创作。
我停止写小说，却没有停下写散文。散文是我为田野濒危的文化遗产呼救的话筒，也是我唤起公众文化自觉的扬声器。
这样，我的散文变了，很少去写抒情散文、人生散文、生活散文，我更多采用杂文、随笔、文化批评。议论多于抒写。沉思多于性情。思辨的文字、痛心疾首的文字、忧患的文字在我这期间的散文中占到了压倒性的优势。我把散文当作文化遗产抢救的工具，而且是我擅长和得力的工具。它们在我的城市文化遗产抢救、民间文化抢救、非遗和古村落保护中给我很大的助力，也使我和别人的散文大不相同。
为此，我不同意只把小说看作“未完成的文体”。散文是一个巨大的袋子，可以放进去许多东西。它可以与时俱进，它永远有开创性。应该说明的是，近些年我还写了大量有关文化遗产的理论性的文字，并一点点走向纯理论的“非遗学”，但我没有将此类文章放在这部散文的文库里，而是放在另一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十卷集的《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中。
三
我的散文写作庞杂又斑斓，我几乎采用了散文所有的文体。可能由于我关切的事物太多，热爱的事物太多，投入其中的亦太多；有感而发，听命于心，遂成文字。散文是文学体裁最多的文体。因之我把小说和纯理论之外的所有文章，经过摘选，皆放入这个文库中。我喜欢驳杂而真实的自己。我想把自己一生的散文献给读者。
至于散文算不算是我的“第一写作”？不好说。对于我个人来说，只有把小说和散文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文学的我。
（此文为新出版的《冯骥才散文文库》序，本报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