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我以为那幢房子不会太难找。
外公说，他的父母家就在溪口的蒋氏故居斜对面。小时候寒暑假住在外公外婆家，常听他讲。他喜欢说名人八卦、小人书上的野史，讲着讲着，也讲到了自家。他没有留下门牌。妈妈从未见过那幢房子，我也没有。可是“斜对面”这三个字，我记了许多年。地方似乎已经说得很清楚：到了那里，转个身，就能看见。
我在上海出生长大，跟着家里人，把从未去过的宁波叫作老家。这回陪妈妈去，她想看看那条街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也想知道，外公说的那一边，还有没有屋子。
一
十月的溪口还很热。蒋氏故居是一组沿武岭路分布的建筑，丰镐房、玉泰盐铺等旧址散在街上。我们沿着街走，往对面看。街旁的剡溪很宽，我甚至疑心它是后来为景区开挖的。
后来查资料，读到2001年武岭路步行街落成的报道。改造时拆除部分现代建筑，新建沿街商店，铺青石板路，要恢复其清末民初风貌。我走在那里，却没有感到古朴。同别处改建的古镇很相像，商业气息很浓。外公说的房子，无从辨认。
故居对面的凉亭下，有几对老爷爷在下象棋。天太热，我们坐过去歇脚，喝水。妈妈会说几句溪口话，同他们攀谈起来，讲自己小时候在宁波乡下住过。我听得断断续续。有些字句还没分辨清楚，耳朵已经觉得亲切。外公外婆在上海的家里，也是这样说话的。
老人说，剡溪本来就在，这一带早在八九十年代便改建过了。外公说的“斜对面”究竟指向哪里，仍旧不知道。妈妈有点失望。同老人聊起小时候在田里跑的事，她又开心起来，说还是找到了一点感觉。临走前，我把随身带着的一包坚果分给老人们，算是见面礼。分的时候又有些迟疑，这点东西会不会太寒酸？
外婆从前也爱用宁波话讲小故事，有讽刺人的，也有逗人笑的，声调一起一伏。我小时候很爱听，如今一则也想不起了。
妈妈还记得另一个声音——“志儿。”
叫她的是宁波乡下的一位老人。她先养大了我的外婆，后来又养大了妈妈。妈妈一直叫她外婆。老人矮小，一个人住着，房子是“草蓬蓬”，阁楼上有老鼠跑。妈妈三个月大被送去，住了五六年。我的外婆在上海工作，每月把自己的一份工资寄过去。每到吃饭，老人就在厨房里用大铁锅忙。妈妈有大米饭吃，长成一个圆肚皮的小胖子。把自己碗里的饭吃完，还要把老人碗里的米饭倒进自己碗里。
她每天在田里跑，有个玩伴，叫阿飞。两个小家伙跑去生产队的地里偷挖萝卜，被抓到了。妈妈挺起圆鼓鼓的小肚皮，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上海来的！”这件事她一直记得，讲起来还觉得好笑。我问，阿飞现在在哪里，长成什么样了？妈妈没有答。连他小时候的模样，她也记不清了。
妈妈四五岁时，老人带她回过一趟上海，扁担两头各一个箩筐，前面装鸡鸭，后面装妈妈。生产队队长帮着挑到宁波的火车站。到了上海西站，老人自己挑着走，摔了一跤，妈妈从箩筐里滚了出来。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上前帮忙，接过扁担，一路挑到曹杨八村。我的外婆一定要请他上楼，他不肯，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妈妈说，那真是个活雷锋。到家时，两个姐姐还在睡觉，妈妈摸着她们的脑袋，兴奋地讲起一路上的经历。
宁波那位独居的外婆去世时，妈妈还没有工作，后事是生产队办的。她原想等挣了钱，把老人接来上海，没能等到。我的外婆哭得很厉害。我问妈妈，那是哪个村子。她没有说出名字。老人的脸也模糊了，只记得矮小，记得叫她“志儿”，叫起来像唱歌。
二
离开溪口，我们又去了趟四明山里的李家坑。房子挨着房子，细窄的过道夹在石墙之间，石头透着潮气。李家坑建村已有四百余年，保留下来的民居以清代合院为主。我们找地方吃饭，两个老人在屋顶上铺瓦片。夕阳洒过屋顶，我向右望去，看见一家农家乐的招牌。门口的老婆婆坐在一堆柿子后面，问我们吃不吃柿子。我们说正找地方吃饭，她便利落地起身，带我们进厨房点菜。
柿林村瓦屋与柿树
院子里没有小桌子，我们坐到一张大圆桌旁，那种八九十年代的橘红色圆台面。头顶撑着绿色的遮阳伞，身旁一截灰砖矮墙，矮墙边上还有矮墙，把一家家隔开。瓦片的屋顶低低铺开，我往屋里悄悄看了一眼，几乎没有灯光。山就在屋顶后面。刚坐定，我只顾着看山。
白斩鸡先上了桌，黄亮的鸡皮，旁边一小碟酱油。这是当天仅剩的半只，店家说鸡养在后山。菜还没上齐，一丝凉风吹来。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雨，我便想早点回民宿。一查回去的路线，才发现民宿与这里隔着山。之前在地图上看着近，开车却得先下山，再绕路盘上去。问起交通，老婆婆说公交车下午四点多便没有了。四下不见其他游客，连找人搭便车，也不知道找谁。
妈妈还在吃菜，说先吃好饭，慢慢想办法，实在不行，就同老乡商量住下。住下。我一下想起妈妈说过的老鼠。天黑以后，雨下起来，真要在不认识的人家借宿？我已经顾不上桌上的菜。
我把定位发给之前载过我们的年轻司机，问他能不能来接。他赶到这里要将近两个小时。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答应了。那两秒，我等了很久。
厨房里的老板听见我们打电话，笑着问我们住在哪里。我报了民宿的名字，又说离柿林村很近。他认得那个地方，说待会儿也顺路。
“先好好吃饭，我送你们。”
吃过饭，老板开车送我们。车开得很顺，狭窄的老山路一弯接着一弯。上山时，我看着两边的山，还想过会不会有石头掉落，此刻却放松许多。太阳已经落到山下，我们在银色的月光里行车。我望着山，觉得它好看极了。
三
在宁波这几天，妈妈吃到鸡和鸡蛋，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出发前，她还同我讲过，小时候从宁波回到上海，常住在杨树浦的爷爷奶奶家。后来奶奶作主，把她送去一户相熟的人家做女儿。那家没有亲生孩子，家境好，她过了两年多“大小姐”的日子。可是亲生母亲想她，天天哭，又去把她要回来。那家人不肯，我的外婆便哭啊笑啊，软磨硬泡，终于领回了女儿。妈妈说，自己的妈妈是有本事的。
回到亲生父母家，日子拮据，两个姐姐要分担家务，省吃俭用。她从小不在家，不会干活。吃饭时，筷子伸过去夹菜，姐姐们会把她的筷子敲掉。鸡蛋得留给工作一天回来的爸爸吃。大姐姐很宠着弟弟，像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她想不通，姐姐们一直在上海，还有电影看，为什么自己却被送来送去？说到这些，她还有些埋怨，又说，爸爸妈妈都很疼她。
我不吃荤，一路上点得最多的是野菜、炒年糕，还有酒酿圆子。年糕是白的薄片，夹着这个季节山里采的野菜；小圆子挤在勺子里，酒酿香甜，一碗吃完，下顿还想点。我们在上海也吃这些。“宁波年糕”叫熟了，宁波却这次才来。韩小妮写上海一家宁波糕团店，转引过1909年《图画时报》上的年糕广告。那时宁波年糕已在上海叫卖，还要同苏州年糕争一争高下。
慈城的传统水磨年糕，用粳米和水，米要先浸过，再磨细、蒸熟、舂打。做酒酿则用糯米，蒸熟后拌曲，等它发酵。北仑柴桥的一位酿酒坊主人在报道里讲自己的做法，给盛糯米的容器裹上被子保温。外婆也会酿米酒、做酒酿。我从小下午吃的点心就有年糕、酒酿圆子。那些东西到了我嘴边，都已是热腾腾的。
外婆准备年夜饭，提前一个月就忙开了，要腌的、要晒的，都先备起来。烤麸、白斩鸡、熏鱼、咸鹅，冷菜就有十几样，热菜的料也早早备好了。妈妈和两个阿姨给她打下手，后来还有舅妈。我们这些小的，被大孩子带去少年宫、游乐场，玩回来，一桌年夜饭已经好了。
我常站在厨房门口看她，记得最清楚的是背影。可再仔细想，画面便停在那里了：一个门框，一个背对着我的人。她手里拿着什么，那天做哪一道菜，说不清。也许这个镜头经过许多次回想，已经剪掉了别的东西。宁波烤菜是我到宁波餐馆必点的一道，外婆会，妈妈不会。如今家里很少自己做酒酿、搓圆子了。想吃都买得到，我却不知道外婆怎样做出那一种味道。
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前后，我喜欢在家看迈克尔·杰克逊和辣妹的MV，外婆有时来住几天，会陪我看。她总是笑嘻嘻的，很有耐心。我习惯了她在身旁，没有问过她听懂多少，喜不喜欢。
这次听妈妈讲，才知道她在玩具厂当过生产组长。其实，我跟她去过单位。大约五岁，放假，她带我听开大会，我坐在后排的小板凳上，个子矮，看不见前面发言的人。听着听着，脑袋向左倒，醒一下，又往右倒。散会以后，她带我到办公室，我在那里玩电话，假装打给这个人、那个人。
周围的同事亲切地叫她月琴。我那时忙着打电话。
四
第三天，山里下雨。
丹山赤水的崖壁从树木间露出来，雨雾里，近处的石头纹路还看得清，远一点的山已经淡了。一座小桥横过水面，桥后的栈道贴着岩壁折上去，转到树后便看不见了。溪里的石头大小不一，有的大得像座小山，有的只有西瓜大小，错落地叠在一起。水被分成几股，从石缝间过去，宽一些的地方又聚成一潭青绿。露出水面的石头带着湿亮的光，竹子和树木沿两岸长上去，山谷一直往里面延伸。
剡溪岸边
我们撑伞走到1862年建的赤水桥，留了影。雨后的空气很新鲜，栈道还向林子里面绕去。我还想往里走，下次可以专程来徒步。这一趟带着妈妈，走到这里便停下了。
回到柿林村，屋顶一层接一层，松针在近处伸开。雾里有柿子，叶子已落了不少，灰黑的细枝之间，一颗颗红着。当地叫它们“吊红”。我拍了一丛围墙上的小葱，水珠停在窄窄的葱叶上，几滴挨在一起，还没有掉下来。水珠里，是屋檐的倒影。
午饭时，旁边一桌坐了十来个人，听口音像宁波本地来玩的。他们围在一起吃饭、聊天。我望着那一桌，想起外婆家的年夜饭。大约2003、2004年以后，那样的聚餐渐渐少了。外婆年纪大起来，烧不动了，各个小家庭也有各自的安排。我想不起最后一次全家围坐是什么时候。那天吃完，各自回家，大概谁也不会特意记住日期。
吃过饭，在村里走走，拍照，找地方喝咖啡。有住着人的老屋，有游客坐着的店，还有专门接待旅行团的网红店。我们从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小伙身旁走过。在这座头一次来的村子里，我同妈妈又说起外公外婆，说起他们在上海的家。
下雨前一晚，我们在民宿附近散步。山里很静，只有虫鸣，不用手电筒根本看不见路。走山路时，妈妈挽着我的手臂。小时候出门，她总是捏着我的小手，那一点力度，我还记得。
坐高铁回了上海。到家的第二天，我睡醒感觉很好。陆家嘴的高楼在云下，灰色的玻璃映着天空。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挤在人行道边，车把交错着。迎面的人走得快，我侧过身，让他们先过去。我回来的地方，也是外公外婆当年来的地方。那时，他们在上海工作、过日子，我在他们的宁波话里长大。
外公说的“斜对面”，我仍旧给不出一个准确的地址。若再去溪口，我能认得那条溪了。故居对面的凉亭，天热的时候，可以坐下来看老人们下棋，听他们讲溪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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