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琳
回老屋帮母亲搬家那天,我从她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一个旧饼干盒。铁皮的,盖子有点变形,边缘生了薄锈,使了点劲才打开。里头有一沓信,拿橡皮筋扎着,信封泛黄,邮戳早模糊了,日期从1993年到1998年,断断续续。寄信的地址换了又换,收信人始终是张桂英,我母亲的名字。
我坐在地上,一封封拆开看。字迹端正里带着潦草,有几处叫水渍洇过,认不真切。信里尽是家常:谁家娶了媳妇,谁家添了孩子,今年收成如何,上月着了场风寒,如今已大好了。信封上的邮戳来自几个我没去过的小地方,一处比一处远。落款那个名字,母亲从没在我面前提过。这些信被她叠得齐整,压在衣柜最深处,一放就是大半辈子。
我捧着信去问她。母亲坐在窗前择菜,阳光落在她手背上,老年斑、隆起的指节都看得清。她听说我翻着了那个盒子,手上没停,只低声交代:“别扔,替我收好。”顿了顿又道,“都是早先的亲戚,后来不走动了。信留着,是个念想。”
“都过去的事了。”她补了一句,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我在她旁边坐下,帮她择菜,一时谁都没言语。
我随口道,“这字写得真好。”
母亲笑了:“他是教书的,字当然好。”
“后来呢?”
“后来不教书了,回乡下种地,再后来,就没了音信。”
她说“没了音信”四个字时,语气平平,像在说旁人的事。可我看见,她择菜的手慢了下来,一根豆角捏在指间,半晌没掐断,到底又放下,另换了一根。
下午收拾屋子,我从另一只旧抽屉里摸出个小纸包,打开是张黑白照片,边角卷起,折痕深得快断了。照片上的母亲不过二十出头,两条辫子,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站在老屋那扇旧木门前,门框上的红对联早褪了色。背面一行钢笔字:“1991年春,摄于老屋。”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往后的日子,眉眼是舒展的,嘴角微微抿着,像憋着一点没说出口的欢喜。这样的母亲,我从未见过。她闻声过来,接过照片看了一眼,用拇指轻轻蹭了蹭卷起的边角,又递回我手里,始终没说话。
往里翻,是个更小的纸包,里头两缕头发,用红绳绾在一处,已经干枯发脆。母亲说,那是她和父亲成亲时,两人各剪一缕绾下的结发。她拿在手里摩挲了两下,仍旧仔细包好,放回原处。
信、照片、结发,三样东西又都放回了原来的抽屉,一样地旧,一样地轻。母亲并不常打开它们,也几乎不提起,可那抽屉,她从来不上锁,总留着一道窄窄的缝。
临走那天,我看见母亲把那只抽屉轻轻推回去,又特意留了一指宽的缝。
人人心中都有一扇门。它在那儿,像替曾经的自己,守着一缕锁不住的记忆。门后头藏着什么,母亲不说,我们做儿女的,也不必非去推开。那扇门始终虚掩着,就像母亲的爱,从不声张,也从未走远。她把青春和往事锁进抽屉,把余生的暖,都给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