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6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中城街道把近五年经办过的工作逐一起底时，这个数字让不少干部吃了一惊。这一千多个事项来自不同部门。有的是街道主责，有的是配合事项，还有一些已经超越了基层的职责边界。
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街道没有将这些事项照单全收。经过归并和去重，他们最终明确了95项基本履职事项、61项配合事项和66项上级部门收回事项。
“以前上级布置什么，我们就接什么，哪怕超出能力范围也只能硬扛。”中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陈东华说，“现在有了清单作为履职依据，面对不合理摊派与责任甩锅，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接不住’了。”
从被动接活到按清单办事，中城街道的变化指向同一个问题：一项任务在逐级传导中，如何防止责任不断下压、标准不断抬高，最终超出基层的职责边界和承载能力？
任务增加
基层如何“见招拆招”？
一些任务落实层面的层层加码，往往发生在传导过程中。上级部署一项工作，到了下一级，可能增加一张表、一套台账；再往下，又增加检查、排名和完成时限。多条线同时派活，配合事项也可能变成基层必须兜底的责任。
中城街道梳理出的1676项工作，并不是一次性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往往是从不同条线、不同端口同时涌来。难处常常不在某一项工作本身，而在多项任务同时到来后如何排出轻重缓急。许多任务沿着不同条线进入街道。一次通知增加一张表，一项检查增加一套台账，一个“协助办理”又带来后续报送。日积月累，层层加码，临时任务渐渐变成基层的固定责任。
此外，检查考评的频次，也会在逐级传导中不断加密，责任的主体也可能在层层传导中被悄然替换。一些本应由部门承担的职责，常被以“属地管理”“协助办理”等理由下放，基层容易成为最后“兜底”方。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纪委监委此前走访28个村、社区，对村级组织小微权力运行情况展开调研。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有的部门滥用属地管理责任，将本应由部门承担的职责转嫁给村级组织。有的部门频繁要求基层报材料、赶进度，大量急办琐事让基层干部“手上停不下来”“脚步走不出去”。
“有的部门滥用属地管理责任，将工作职责转嫁给村级组织，自己成了甩手掌柜。”罗江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周刚说。
在这样的传导逻辑之下，一些上级部门依旧是牵头人，可基层却承担了核实、填报、解释乃至追责风险。责任一层层下压，部门职责和属地责任的边界也随之模糊。
层层加码也不都写在正式文件里。“过去向基层要表格，有时是‘开口要，闭口到’。”成都市某街道负责人曾告诉记者，一些表格不仅要得紧急，同一张表还可能通过QQ、微信、电话等多个端口重复索要。
对部分上级部门而言，有时要的只是一个数字。但在基层，干部要先确认口径，再找原始数据，联系相关科室，最后按不同渠道报送。数据一旦更新，几套台账都要跟着改。报表之外，会议、检查、证明、迎检也会临时插入。
任务难，不等于层层加码。关键要看任务传导后是否增加了对象、程序、证明和频次，是否随意压缩时限，是否只下责任、不配权限和资源。基层最难承接的，正是这些不断附加的要求。
指标抬高
执行何以“步步变形”？
记者了解到，层层加码还有另一种形态。在考核指标层面目标下达后被逐级抬高，但完成时限不断压缩，排名、通报和追责同步加严，人员、经费和权限也没有跟上。基层即使发现目标脱离实际，也缺少据实反馈和调整的空间。
2026年1月，中央层面公开通报河南省有关部门设置不合理引进省外资金考核指标问题。通报指出，河南省商务厅在基数已经虚高的情况下，仍要求引进省外资金逐年递增，并频繁通报各地完成情况。对基层上报的失实数据，也没有认真审核。压力传到县区，做法逐渐开始变形。有的县区要求企业提供虚假佐证材料，有的甚至代企业编造数据。2025年1月至11月，漯河市舞阳县商务局虚报省外到位资金70余亿元，商丘市柘城县商务局虚报40余亿元，郑州市管城区某项目虚报9.6亿元。省级指标在虚高基数上继续递增，压力传到市县后，又转化为企业佐证材料和项目数据。标准越抬越高，数据就越容易脱离实际。
指标下达后，基层通常先集中攻坚。时间不够，就先做容易完成、便于统计的部分。需要反复沟通的复杂问题被放到后面。成效一时难以显现，就用会议记录、工作照片和台账证明“已经落实”。实质进度仍达不到要求，执行就可能滑向数据造假。
这样的结果是，最了解实际情况的基层不愿意报告坏消息，最需要了解真实情况的上级反而只能看到经过包装和“美化”的数据。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形成一个逐渐强化的闭环，高指标迫使基层变通执行，包装后的数据证明了指标“可以完成”，于是上一年的数据又成为下一年加码的依据。
满意率考核也出现过类似问题。2026年8月，辽宁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省纪委办公厅通报了一起造假事件。涉事单位是锦州市太和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至2024年，该局为了提高民心网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满意率，安排工作人员用个人手机制造虚假投诉。数百件工单办结后，再由工作人员自行回复“满意”。指标都按时交差了，可是真正需要耐心和时间解决的问题却被推到了后面。
清单明晰
加码如何“挡在门外”？
给基层划边界，也要给任务下沉设规则。2026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上级部门收回事项出现失职失责需要追责时，不追究乡镇（街道）责任。一些确需基层落实的工作，要对照清单安排项目和经费。这为基层退回清单外任务，减少责任层层下压提供了制度依据。
应对层层加码的任务和要求，基层也有很多解决措施。首先是把任务的入口进行一定的遏制。在德阳市罗江区纪委监委走访当地村、社区，查找责任转嫁和多头派活问题后，梳理出14项依法自治事项、57项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和10项负面事项。
面对职责转嫁、证明繁多和过度留痕等问题，罗江区没有要求村干部以更高效率承接所有任务，而是先厘清边界。周刚介绍，新增事项要过“一表三审”，不能直接派给村、社区。村级证明事项也从62项减至4项，亲属关系、收入情况等64项证明改为告知承诺。当地还设立12个“哨点单位”，持续收集清单外派活、多头报表等问题。白马关镇万佛村党总支书记金利琼说：“现在报表少了，会议少了，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为老百姓服务了。”
清单告诉村里“该做什么”，“一表三审”和“哨点单位”则关注新增事项，防止已经划清的责任再次层层加码。
划出边界，还要防止清单外任务“绕道而来”。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把清单执行纳入县级党委巡察。巡察发现某局违规把两项清单外审批事项派给乡镇后，立即督促收回，对相关责任人约谈提醒，并在全县通报。
基层应对层层加码的第二种举措，是减少同一任务通过多个部门、多个端口重复派发。
“以前街道月均处理表格高达108张，现在信息台账自动生成相关报表。”重庆市两江新区石马河街道基层治理中心干部介绍，重庆开发“一表通”智能应用，把各部门数据整理为标准化台账。部门按需取数，临时报表也可在线下派和填报。而在江西推进“一表同享”后，试点地区业务表单从平均326张减至112张。
数据一次采集、部门按需取用，针对的正是多头的重复加码。报表从哪里下达、由谁审核，也能在线上留下痕迹。
第三种解决方法，是让任务到哪里，资源就到哪里。一些确需基层承担的事项，不能只下责任和指标。河南省南阳市13个县（市、区）向乡镇（街道）下放派驻机构编制4300余名，“减县补乡”下沉编制2900余名。2024年，当地又公开招募乡镇（街道）事业单位人员1100余名。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也通过“县管乡用、乡聘村用”和“减上补下”，向基层下沉县级事业编制211名。
人员到位，让基层的应对和承接能力得以补充。当然还要看经费、权限能否与事项一并到位。否则，基层承接条件没有改变，新的加码仍会形成。
衡量基层减负的成效，不能只数少开了多少会、少填了多少表，更要看任务在逐级传导中有没有被附加新要求。更重要的是，基层说“接不住”时，相关上级部门能够听见，并据此调整任务。这样，干部才能逐步走出办公室，把时间用于群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