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霓
2026年10月底，1994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30周年纪念出版项目——百余万字原作编剧重新修订的剧本集《<三国演义>文学剧本珍存集》与囊括了30余位剧组台前幕后主创访谈的《<三国演义>30周年访谈录》，共计4本书，2000余页，将与读者见面。
自2023年项目启动，历时3年。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攻剧本，一路攻访谈。
百余万字的剧本，出自6位编剧——杜家福、朱晓平、刘树生、叶式生、周锴、李一波之手。其中凝结着1994版《三国演义》剧组主创们的核心审美、创作意图与集体智慧，更有着编剧老师们的才华与灵气的呈现。而访谈录，则是在30年后，剧组主创们的一次系统性回顾。
《三国演义》临近杀青，蔡晓晴导演带领的1队A组拍摄间隙
添加原剧本未收录内容
整个项目中，文学剧本是重中之重。它是1994版《三国演义》的基础与底色。作为“一剧之本”，它为后续拍摄提供了核心依据。文学剧本中还有许多电视剧未拍、删减的片段，随着本次出版，这些内容将浮出水面，呈现于广大观众面前。同时，经过与编剧老师们慎重商议，我们决定将电视剧拍摄过程中临时增加，而原版剧本没有收录的内容也增添进去。由编剧老师们执笔，本次剧本可谓当年“五易其稿”最终定稿的“5.0版”时隔30余年后的增订本——“官方6.0版”。
而访谈录最初不在出版计划内。起初我们只是听总制片人任大惠老师讲述当年拍摄的故事，后来越听越觉得这些内容实在值得记录——它是一段中国电视剧创作的重要历史。我们开始采访导演、制片、演员，一发不可收拾，采访阵容越来越大，慢慢扩展到服装、化妆、道具、音乐、配音……
上百万字的剧本原已让项目足够庞大，访谈录的不断“增量扩容”则进一步拉长了出版的阵线。再加上考虑到1994版《三国演义》电视剧的分量，我们对书中的文字、图片质量的标准也难以放松——这些都让这套原本定于开播30周年，即2024年出版的书姗姗来迟。
或许是太希望能抓住这次出版机会，将“老三国”创作过程中的那些令人触动、感动、震动的故事更广泛地传播、更长久地留存，或许是我们也在采访的过程中受到了老师们的感染，一些在今天看来过于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太希望能再发声一次，哪怕如同蜉蝣撼树，收获甚微。我们做了一件在许多人看来“费力不讨好”的事。在这漫长的三年中，我们确实经受过多次质疑：那些幕后的故事人们是否想看？是否有知名演员坐镇就够了？这套书到底还要做多久？——而这些质疑实际上也都让作为编辑的我不断自问：当我们在纪念经典时，我们到底在纪念什么？出版这套书，究竟想要传达什么？
总制片人任大惠接受访谈
寻找三十年前的故事
在采访剧组老师们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一位老师的激情、恒心、责任感，而是这个剧组从上到下几乎人人都有着这样的创作态度。剧组里任何一位老师在今天提起来，都是该领域的“神级人物”，当他们各显神通，为了同一目标努力时，迸发出的能量可想而知。
但当我们将创作者“神化”，将一部作品“神化”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自身与之划清了界限，拉开了距离。可我们忘记了，当年“老三国”剧组的创作者们也都是人，也有不足和局限，当年的创作条件也并非完美，甚至提起创作过程，他们也不是个个轻松愉快——
“老三国”剧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观众”，这让无数剧组人员压力巨大。
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军老师杀青时，脸上有着难以掩盖的喜悦，他感叹“终于拍完啦！”
“如果演不好，你就成了千古罪人！”曹操的扮演者鲍国安老师说。“曹操究竟要如何演绎”是当年剧组争议许久的难题。多年后午夜梦回，鲍国安老师惊醒，仍出了一身冷汗。
在完成了所在剧组的拍摄任务后，又依次接下补拍队、制作导视片、制作精编版，跟随剧组时间最长的制片主任郝恒民，至今回忆起当年的拍摄，激动万分之余，难以掩盖的疲惫从眼中流露。他说，我为拍摄经典无怨无悔！但是，他顿了顿后说，人生又能有几段6年的光阴！
拍摄了前7集，担当开局重任，又完成了全剧最重要的篇章“火烧赤壁”的蔡晓晴导演，至今仍习惯性地严肃地蹙着眉。当年那场“火烧赤壁航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大火将烧毁剧组用几个月制作的道具、搭建的场景，且开播之日已经定死，一旦失败，没有经费重来，也没有时间重来。那时积累的压力，至今仍在某些时刻，在蔡导的脸上闪回。
这样的故事，在“老三国”剧组主创身上，几乎人人皆有。创作经典对今天的人来说不易，对当年的人来说也同样不易。这次出版，我们力求将“老三国”这部经典的诞生过程更全面、真实地呈现，不神化，不夸大。因为只有先揭开我们赋予经典作品的神秘面纱，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创作一部这样的作品究竟要付出什么。而后才能再谈豪言壮语，才能再做选择。
《<三国演义>文学剧本珍存集》 杜家福 朱晓平 刘树生 叶式生 周锴 李一波 编著 《<三国演义>30周年访谈录》 任大惠 等 口述 北京长江新世纪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经典
不可否认的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着独特的创作环境。随着影视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追求确定性和可复制性无可厚非，其他文艺形式也是如此。完全抛弃市场性，或不顾客观现实都是不可取的。
歌颂苦难也不是目的。当年的许多艰辛与周折是因为条件的落后，在今日都可以避免，无需刻意追求。
“创作经典”也不是一个必须要追求的目标，否则它将成为一种道德枷锁，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只是，我常常想，那时的人们都相信，作品的质量与其市场的正面反馈成正比——我相信，无论何时，尊重艺术创作规律都是作品成功的原因，但理性地说，作品成功不等于作品获得市场的成功，这种不确定性乃至背离或许是人们越来越不愿冒险投入的理由。
系统和结构性的支持自然是关键因素，但如果那些是今天的我们无法选择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答案有没有可能反过来？人们相信作品的质量和市场的成功可以成正比，所以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所以投入了大量努力，后来作品确实成功了，且获得了长期的收益，这种价值观被强化；而一些追求短期收益的作品也可能获得市场的成功，对另一部分人来说，短期的成功就够了，所以他们不愿额外投入更多。市场实际上是这两种价值观的博弈，是人们的选择。
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当我们纪念经典，我们到底在纪念什么？我们出版这套书究竟想要传达什么？
我想，答案可能不是宣扬只有理想主义才是可取的，而是再一次表达，我们其实还存在一种选择。而如何去选，仍旧是个开放性的命题。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出版这套书是否能获得市场性的成功，仍是未知数。但它是否能给“第一种选择”加一点点力量，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再添一句，那就是——“感谢一切支持这套书出版的力量，我们努力了，这是我们的一次费力而不讨好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