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期，科技、产业、金融正在成为决定一个城市中长期发展的“新三驾马车”。能否有效推动科技创新、能否进行持续迭代的产业升级、能否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并形成良性闭环，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位势。近年来，凡是位势上升、能级走强的城市，无一不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实现了突破。因此，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对于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赢得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呈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前沿科技集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快。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变量。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通专融合迈进，智能体的出现带来颠覆性影响，具身智能有望成为打通物理实体人工智能的突破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向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正在催生智能经济新形态。与此同时，量子科技孕育重大技术变革和创新，有望在计算、通信、精密测量等领域带来颠覆性创新应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8%，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5年的第10位，深圳—香港—广州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北京排名第四，上海—苏州位列第六。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三个短板：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偏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如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的比重为7.08%，远低于OECD成员国15%~20%的水平；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集成电路、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仍依赖进口；三是顶尖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数量偏少。
“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若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科技创新模式需要进行调整。首先，从“跟跑”模式转向更多领域的“领跑”。跟跑只能缩小差距，难以实现超越。面向未来，要在有较好基础的战略性、前沿性领域，培育和形成领先优势，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其次，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我国在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和通信设备等终端产品领域形成了国际竞争力，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仍是短板，需要实现突破。再者，从集成创新走向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就要从源头做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十五五”时期，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是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产业创新通过市场需求反向引导科技创新方向，是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驱动。当前，创新活动日趋复杂，如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需要跨领域、跨产业链的知识和能力整合，倒逼科技创新主体如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产业创新主体如龙头企业和科技企业，从“相对独立”走向“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推动“科学—技术—市场”线性关系发生变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传统制造环节的劳动力成本作用降低，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发达国家依托智能制造技术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吸引传统制造业回流，提升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降低了对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国际分工的底层逻辑发生深刻变化。
“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加速应用推广，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我国“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占比超40%；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集成电路、汽车、船舶、液晶平板、医疗器械增长最快，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趋势。
中国制造由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过去，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但近年来随着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培育新的优势迫在眉睫。“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优势等逐步形成，正在转化为新的综合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测算，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反映出世界制造业版图的深刻变化。
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根本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而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关键要抓好三件事。
第一，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中试是把实验室成果变成工业化产品的必经阶段，但中试不盈利，资本市场不愿投入，中试人才既要懂研发技术，又要懂工艺流程和工业标准，相对缺乏。哪个城市中试体系发达，就能把外地科研成果吸引到本地转化和产业化。
第二，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被称为“科技领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通过产权激励释放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要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制度，解决好科技成果估值等改革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培育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投资和管理的职业技术经理人队伍，探索成果发明人、投资人、职业经理人利益共享机制。说到底，最重要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要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企业天然追求技术变现，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就会融为一体，不会形成“两张皮”。要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
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科技、产业、金融是三个独立运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虽然有各自的运行范式、评价体系和发展规律，但同时又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形成互为牵引、双向作用的循环模式。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迫切要求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
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需要跨越多个“死亡之谷”。科技创新往往始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为困难。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到大规模产业化，整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化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失败风险。创新主体往往难以独自承担创新活动中的全部风险，需要通过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实现风险在各参与主体间的合理分担。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分散和配置风险，通过多元化投资、利用跨期资源配置、优化资产组合等方式降低和转移风险，实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散和共担机制，加速创新进程和提升创新效率。
科创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种子期主要是自有资金、政府补助和天使投资，初创期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就会进入。这两个阶段需要的资金规模相对有限，但要求资金有比较高的风险容忍度。随着企业进入成长期，商业银行贷款就可进入；进入成熟期，企业还可以到资本市场融资。科技创新不断走向现实生产力，对应的融资规模和投资回报确定性不断增加，对资金风险容忍度的要求则趋于下降。
我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传统金融体系对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现有金融体系与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趋显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存在不确定性，而商业银行追求收益的确定性；二是科技创新到产业化长周期需要用“长钱”，而商业银行倾向于给“短钱”；三是科技型企业早期需要用“小钱”，而商业银行习惯于给“大钱”；四是科技企业以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无形资产为核心，与商业银行以固定资产为抵押物确定贷款额度的商业模式不匹配。
适应经济发展转向“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创新驱动模式，需要推动以债务为主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逐步转向以股权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个过程正在发生，2025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贷款占比45%；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7%，首次超过贷款。适应这一趋势，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需在七个方面发力。
一是拓展商业银行支持科创的空间。设立面向科技型企业的事业部，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贷款等业务，拉长考核周期，实行区别于传统信贷业务的考核标准。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设立科技分（支）行，探索开展认股权贷款等股债混合型融资模式。二是发展投贷联动。鼓励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外部投资机构合作，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新模式，实现风险与收益的跨期平衡。三是扩大科创债券发行。加大对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发行科创债券的支持力度，为科技创新募集长周期、低利率、易使用的债券资金，提升债券市场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年多来，科创债券累计发行约3万亿元。四是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地方产业投资基金期限偏短、风险容忍度偏低。应鼓励发展更长存续期的创投基金，用耐心资本陪伴企业“长跑”，同时发展并购基金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畅通创投基金退出渠道。五是增强股权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功能，进一步用好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提升区域性股权市场功能，更好服务科创型企业。六是以科技赋能金融服务，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提升金融机构识别和管理风险能力。七是健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发展科技保险有效分散风险，探索地方政府对科创企业增信和风险补偿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