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得首：历史为什么选择毛泽东？

滚动播报 10.20 22:08

（来源：上观新闻）

《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权威党史专家罗平汉教授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撰写的一部通俗理论读物，全书围绕长征路上如何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展开。本书以“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历史为何选择毛泽东”为架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事业发展需要杰出领袖引领的经典论述切入，依据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权威文献，系统阐释了在长征中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逻辑。

《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罗平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遵义会议为何只集中讨论军事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能够实现历史转折，还得益于会议巧妙地避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政治路线问题，而集中解决当时最迫切、最关键，也是容易引起共鸣、达成共识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决议认为“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的电报中也指出：“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对于遵义会议为何只集中讨论军事路线问题，而肯定会前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曾就此解释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然有很多原因，如实行“左”倾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企图以弱小的红军攻取大城市、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但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中共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后，一系列的挫折首先体现在军事上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越打越被动，最终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长征初期，虽然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蒋介石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于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若非毛泽东极力主张转兵贵州，中央红军恐怕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红军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军内形成了共识。“当时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才走了一半，军事是首要的问题。政治路线没有讨论，当时也不可能讨论，因为正在打仗。白区搞光了，苏区脱离了，当时剩下的只有军队。党也好，群众也好，都在军队里。决定我们死活的问题是军队。所以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因为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自己没有根据地，处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战争是大家明白看到性命交关的问题，路线的错误还不是为大家所了解，当时提出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对当时打仗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路线并非马上要命的问题，可以慢慢讲。这样做，对于长征能够胜利，对于保卫党有很大的意义。”

暂不涉及政治路线问题，而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的体现。如果在遵义会议上讨论并试图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就会涉及许多的事与许多的人，不但耗时长，而且牵涉的人多。黄克诚就此评价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假使遵义会议上提出解决政治路线是非问题，短时期内肯定解决不了，形势又不容许长时间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战争，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另外，暂时不谈政治路线是非，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也便于为原在中央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所接受，有利于党中央的团结一致。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样做确实是英明之举。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的同志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团结一致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而张国焘则完全陷于孤立，其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终未得逞，使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因此，对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4年间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遵义会议上作了正面肯定，这对当时维持党内团结十分重要。在随后过草地的过程中，张国焘曾以要讨论这几年政治路线问题为由做文章，企图否认遵义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以遵义会议已对政治路线作了结论为由予以回应，使其企图不能得逞。这个问题，直到延安整风时，由于条件已经成熟，才提出并作出结论。

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一时失去电讯联系，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也是遵义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遵义会议时虽然博古的职务没有变动，但事实上实现了领导人的更替，这也是自中共二大加入共产国际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自主产生中央主要领导人。

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组织，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动，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中共五大之后，中共中央的人事变动，形式上都是通过中央全会或中央紧急会议选举产生的，但共产国际的意见很关键。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很大程度上都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曾经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帮助，但其在遥远的莫斯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由其指导中国革命，甚至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决策，在当时通信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不但不及时，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难免按照其主观想象谋划中国革命，严重地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

由于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召开及人事变动，自然无法立即请示共产国际。对于这个情况，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一书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特别是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使得毛泽东的主张“畅行无阻”。

……

虽然共产国际当时不清楚遵义会议出现的人事变动，但中共中央会后特地派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专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长征第二阶段（“长征”一词遵义会议后才有的，报告中把长征称为西征，将湘江战役前称为西征第一阶段，湘江战役后称为西征第二阶段）取得的胜利之一，“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实为第五次反“围剿”——引者）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共产国际对于遵义会议则给予正面肯定，在听取陈云、陈潭秋等人关于中国革命相关情况的汇报后，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在发言中，肯定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取得的成绩，并表示“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所以，共产国际没有对遵义会议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变动提出异议，从而使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