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九十载光阴足以让一条河流改道，足以让一座城池湮没，却未能磨损一条路的轮廓。那条路横亘在中国西南与西北的崇山峻岭之间，由担架、草鞋、马蹄、饥饿与信念共同铺就，迄今仍在中华民族记忆深处隐隐发烫。知名党史学者陈晋所著的《长征何以永远》，写于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该书并未局限于对那段历史的再度复述，它更像是一次逆着时间的行走：作者试图走到那条路的起点，走近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去探寻长征这一伟大的精神跋涉究竟何以成为可能。
《长征何以永远》，陈晋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晋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他的身份为这次行走提供了某种保证。作为长期深耕中共党史与党的文献研究的学者，陈晋曾参与《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重要著作的编撰，又曾担纲大型电视文献片的总撰稿。这种在史料与表达之间往返穿梭的训练，使他的笔下少见史实的堆叠，也少见激情的空转。更为特殊的是，他在创作此书之前，正担任全景式长征主题电视剧的总编剧，为采风创作全程走了一遍长征路。这意味着《长征何以永远》中的许多段落，并非仅仅从档案与回忆录中转录而来，它们同时携带着行走者的体温与目光——一个写作者亲自站在雪山垭口呼吸过的空气，与单纯在书斋中翻阅资料时所感受到的，终究有所不同。
《长征何以永远》的叙事骨架有意偏离了按时间线平铺直叙的惯例。五章——命运转折、征途传奇、精神高地、风流人物、雁阵铁流——像五道切面，从同一段历史中剖出不同的肌理。这种结构暗含着一个判断：长征的意义并不天然地呈现为一条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直线，它更像一个在绝境中不断收缩又不断重新展开的漩涡。湘江之战的惨烈、遵义会议前后的犹疑与决断、各路红军在分歧中的磨合与凝聚，在书中都被置于“抉择”的框架下加以审视。作者关心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发生”。这一追问将叙述从史实的层面推向了逻辑的层面：长征之所以值得反复讲述，首先是因为它证明了一支濒临覆灭的队伍如何在丧失方向之后重新找到了方向。
真正为“何以永远”提供答案的，是书中贯穿始终的四重通道：历史通道、生命通道、精神通道、文化通道。陈晋本人对此有清晰的自觉，他将这四个通道理解为一条逐层递进的链条，而非并列的清单。历史通道是起点：1934年秋至1936年秋的两年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生死存亡的关口完成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战略转移，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大多亲历了这条通道的全程。没有这条真实发生过的、充满偶然与险阻的历史通道，后三个通道都失去依托。生命通道则把视角从“历史”拉回到“人”：出发时四支队伍共约十八万余人，最终到达和回到陕北的仅四万人左右，中央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七千余人，大约每十二个人中只有一人幸存。这些数字本身是冷的，但书中反复回到那些具体的死亡现场——炊事员倒在自己守护的锅灶旁，女红军将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百姓，年轻战士刘志海在雪山上牺牲时手中仍攥着党员证和一块银圆，草地深处一百四十名战士再未起身。生命通道的意义不在于牺牲的数量，而在于牺牲的性质：那些生命不是被消耗的，而是被一种尚未兑现的信念主动交付出去的。
精神通道由此生长出来。陈晋没有把长征精神处理成一套预先给定的德目表，而是让它从历史通道的转折与生命通道的牺牲中自然析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顾全大局、紧密团结，这些品质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它们在书中始终与具体的困境和具体的人绑定在一起。真正将这本书与其他长征叙事区分开来的，是第四重通道——文化通道。陈晋将长征与长城、运河、长江、黄河并列，视之为一种文化公园式的存在，这并非修辞上的拔高，而是一个有实质内容的判断：长征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沉淀为中华民族携带自身血脉走向未来的一种方式。当一条路不再仅仅属于走过去的人，而是属于所有后来者用以辨认自己方位的精神坐标时，“永远”才从一个修辞问题变成了一个事实问题。尾声提出的四个维度——“必信之心、必护之理、必胜之师、必由之路”——可以看作对四重通道的浓缩回应。其中“必信之心”尤为值得停留。书中的表述是：“不是看见光明才相信，而是相信才能看见光明”。这句话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拒绝了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长征中的信念来自对胜利的确知。恰恰相反，那些走在雪山与草地上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终点，也不知道终点之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信念在这里不是对结果的押注，而是在结果完全不可知的情况下仍然不肯松开的手。这种信念无法被“证明”，只能被“活出来”。而一旦它被活出来过，就获得了一种不可被驳倒的见证力量。长征之所以永远，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人类精神的谱系中留下了一个样本：即使一切外在的依据都已消失，人仍然可以选择不放弃。
《长征何以永远》在写法策略上，陈晋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诗意和温暖”的表达。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苦难作了柔化处理。湘江的血、雪山的寒、草地的泥，在书中并未被回避。诗意的来源不在于描写对象的选择，而在于目光的性质：作者始终在寻找那些在极端条件下仍然没有被剥夺的人性微光。一顶斯诺递给毛泽东的红军帽，周恩来长征途中始终未刮的长胡须，朱德会师时深陷的眼窝，这些细节并不承担论证功能，它们的作用是让历史重新获得面孔。当宏大叙事被还原为一张张可以被注视的脸，“精神”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信仰的抽象概念，而成为可以被感知、被共情、被继承的东西。这正是陈晋所说的“温暖”的真正含义：不是对苦难的安慰，而是对人在苦难中仍然保持为人的确认。
《长征何以永远》最终给出的，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回答“长征何以永远”的公式。它更像是一份邀请：邀请读者沿着那四重通道重新走一遍，在历史转折的紧张处、在生命消逝的静默处、在精神凝结的明亮处、在文化沉淀的深远处置身片刻，然后自己去判断，那条路是否仍然通向此刻的自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雪山草地”与“娄山险关”，但长征留下的最珍贵的馈赠，或许恰恰是它没有留下一条可以直接复制的路。它留下的是一种姿态：在看不到路的地方，仍然迈出脚步。一条被这样走出来的路，确实很难被时间轻易收回。
（作者系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原标题：《通向“永远”的精神跋涉——读陈晋《长征何以永远》》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刘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