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19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日本政府官员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向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日本国内政治算计与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监管不力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从日本国内政治算计因素来看，最直接的驱动力来自国内选举利益。二战后，日本官兵遗属成立了许多遗族会，遗族会一直提出政府官员应参拜靖国神社。目前日本遗族会拥有约800余万会员，其中约17万人是自民党党员，被自民党视为重要的“票仓”。因此本身就是自民党党员的高市早苗过往一直是“拜鬼”的积极分子。
5月19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集会。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日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供奉祭品的行为背后，还有一套系统的右翼历史观在支撑。日本右翼势力将靖国神社视为修正战后历史叙事的关键象征，他们试图通过参拜或供奉，在日本国内传递“战犯是爱国者”的暗示，从而否定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定性。在日本右翼政客看来，要突破“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就必须先重塑以“民族自豪”为底色的历史认知，就必须清除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定性。因此，持续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被当作是为修宪和“再军事化”铺垫，是巩固壮大右翼势力的必要仪式。
从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监管不力的因素来看，这种不力并非简单的疏忽，而是战后相关法律缺陷和美国对日战略转向共同造成的清算不彻底与约束机制失灵。
东京审判的“先天不足”使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从一开始就不彻底。审判未追究日本侵略战争最高统帅（天皇）的罪责，也未起诉日军大规模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刑罚执行亦不彻底。这种不彻底性，使得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经历一次自上而下、深入社会的彻底反省，军国主义的思想流毒和势力网络得以部分保存，为日后右翼势力的复活提供了温床。
监督不力的最关键变量来自美国。美国曾计划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然而，随着冷战爆发，美国迅速将日本定位为东亚反苏的“桥头堡”，对日政策从“限制改造”急转为“全面扶植”。日本大批被“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处分后重掌要职，构成了战后日本右翼的核心班底。可以说，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主动拆解了本应对日本形成长期约束的监督机制。
5月3日，在日本东京有明防灾公园，民众手持标语参加集会。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3日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当日，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举行护宪集会。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但拜鬼终究是不得人心，为国际正义所不容。因此高市早苗选择供奉祭品，而非亲自前往参拜，也是其一种精算过的行动，目的在于降低直接参拜引发中韩等国强烈外交压力，但同时又通过高频次的供奉行为，持续宣示其政治立场。这种挑衅方式既规避了直接外交冲突的即时风险，又实现了对国内右翼的持续安抚与支持。而且这种“供奉不参拜”的策略，更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与试探：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展示某种程度的“克制”，试图以形式上的低调来稀释行为的挑衅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实质性的资金支持，维持靖国神社作为右翼精神堡垒的地位，确保其在日本政治生态中的象征意义不被削弱。
当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缺乏有力的约束工具时，日本政客便拥有了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横跳的操作空间。他们利用这种监管真空，将靖国神社问题从一个单纯的历史反思议题，异化为测试国际底线、凝聚国内保守势力的政治工具。每当国内政治需要或国际局势出现有利于其扩张的窗口期，他们便会通过此类象征性举动试探周边国家的反应与国际社会的容忍度。因此，高市早苗的供奉行为不仅是个人政治立场的表达，更是日本在缺乏有效外部约束环境下，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持续蔓延且日益猖獗的缩影，揭示了战后东亚安全秩序中尚未愈合的历史创伤与潜在危机。
责编：季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