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福建苏区广大民众和子弟兵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征途中，众多福建子弟兵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治工作或后勤保障、侦察或救护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涌现出不少英雄团队和英雄个人，为中央红军长征打开了胜利通道。
由刘亚楼任政委的红一军团第二师是中央红军的先头师，其麾下有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和王集成任政委的红六团，都是著名的先锋团、尖刀团。他们一路上闯关夺隘，在许多重要战役战斗中都历经艰辛、屡建奇功。
在湘江战役中，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断后任务，全师6000多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被誉为“绝命后卫师”。红五军团中由张南生任政委（遵义会议后）的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也是著名的后卫团，擅长打阻击战、防御战。
除主战场外，其他战线上也活跃着福建子弟兵的身影。
侦察战线上，刘忠任科长、苏静任参谋的红一军团侦察科，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总是行动在部队的最前头，侦察敌情，获取情报，测绘作战地图，探明行军路线。他们和军委二局的罗舜初、戴镜元、何廷一、童小鹏等人，成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为长征的许多重大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刘忠还带领侦察队冒死尝百草，用生命筛选出的“救命粮”极大缓解了部队的断粮困境。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无名英雄”蔡威，在长征途中不顾胃病、肠炎缠身，日均超负荷工作近20小时，始终坚守在电台旁，破译密电助力四渡赤水，侦悉胡宗南部包座堵截计划，为中央红军和其他主力红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工作获毛泽东高度肯定，被称为军中“活菩萨”。他的牺牲令朱德、徐向前痛惜不已，称红军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
后勤战线上，红一军团第二师供给部部长兼作战后勤部部长赖际发、中革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处长张元寿，深入细致做好作战物资、战利品等调配工作，全力保障部队的后勤补给。金融战线上，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的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第十五大队，挑着100多担物资，包括中央造币厂自制的几十担票子、现洋、银毫子、铜板，还有一批印制钞票的油墨、纸张和机器等笨重物品，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被称为“扁担银行”。
医疗战线上，以傅连暲、江一真、叶青山、涂通今、林金亮为代表的200余名福建籍白衣战士，挽救了众多红军将士的生命。长征进入川康藏区和草地，伤寒病在军中暴发流行，傅连暲不顾自身胃病，背着药箱日夜巡诊，采用中医疗法熬制草药，手把手培训卫生员，亲自守护重症战士，被称为军中“红色华佗”。
宣传思想等战线上，郭滴人、陈明、陈仁麒、罗元发、袁子钦等利用行军和作战间隙，宣讲革命道理，激励战士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长征中，郭滴人肺病复发又不幸染上痢疾，仍坚持工作，书写标语、编写宣传材料。陈明在广西苗山遇敌军收买奸细纵火嫁祸红军，连夜调查取证，撰写《放火者》揭穿阴谋，虽高度近视、高烧缠身，仍拄杖行军，坚持教学，培训干部。
此外，郭化若、黄鹄显、阙中一、李质忠、吴振英等在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做好参谋助手和机要警卫工作，在军委直属炮兵营任连长的张新华率部打出炮兵的神威。吴富莲、邓六金、谢小梅等参加长征的30名女干部，以柔弱之躯扛起多重使命，她们既是战地医护员，也是后勤保障员，部分女将士还投身战斗，参与阻击突围。其中，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率团血战河西，被俘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此外，福建苏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支援红军的光荣传统。广大苏区民众倾尽所有，全力以赴支援红军。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号召，决定在3个月内扩大红军5万人。福建省和闽赣省掀起了“猛烈地扩大红军”的热潮，出现了父母送儿、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至1934年6月底，福建省完成扩红7161人，闽赣省完成扩红1323人。福建有10万多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其中近3万人踏上了长征之路，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为保证红军的给养和前线的战斗，1934年6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至7月中旬，福建省收集粮食7500担，闽赣省收集7100多担，其中长汀县和兆征县超额完成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作出在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再次开始了收集粮食的突击工作，至9月初全部超额完成计划，为红军长征供应了10多万担军粮，福建省共超额完成1万多担粮食。在筹粮的同时，福建苏区人民积极筹款筹物，加紧军工生产，捐献衣服被单，编织草鞋、斗笠等，组织大量物力、财力满足红军需要。
福建为红军长征出发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不可或缺的壮丽篇章。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们所彰显的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