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为新时代考古工作和仰韶文化考古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5年来，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国家级重大项目，豫晋陕冀甘等多地考古机构协同攻关，围绕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复杂化进程、跨区域文化互动等命题，开展一定规模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一批突破性学术成果。
仰韶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的主干性史前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约距今7000—4700年，是我国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文化辐射影响力强的一支史前文化，也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关键对象。学界围绕仰韶早、中、晚期不同阶段的中心聚落开展系统研究，梳理出从相对简单的平等社群逐步走向社会分层、公共权力萌生、早期礼制出现的文明化过程。
仰韶早期，一系列环壕与早期防御遗迹的新发现，修正了以往仰韶早期社会平等、尚未出现显著分化的传统认识。冀南武安赵窑、陇东南张家川圪垯川等遗址均发现环壕聚落，豫西灵宝城烟遗址发掘出夯土墙基与内外双重壕沟组成的防御体系，并见圆形带回廊的大型房址。晋南夏县师村遗址也发现两道夯土墙基。上述遗存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中游已出现经人为规划的聚落防御设施，聚落间差异显现，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已然萌芽。同时，多处遗址出土石雕、陶雕蚕蛹与茧，还检出丝绸残留物，将我国蚕桑丝织业起源的实物证据上溯至仰韶早期，反映手工业达到一定发展水平。
进入仰韶中期（庙底沟期），仰韶文化迎来繁荣，文明化进程显著加快。豫晋陕交界区域出现多处经统一规划、带大型环壕的中心聚落。关中蒋家遗址发现双重环壕，聚落功能分区明确，公共建筑营建与专业化制陶业同步发展。西安皇子坡环壕聚落壕门外见早期瓮城类防御设施，将该类遗存年代上推至仰韶中期。晋南西阴遗址发掘出双重环壕，居住区、制陶作坊分区明晰；翼城北撖—南撖遗址经调查勘探确认为大型区域中心聚落。豫西灵宝北阳平为铸鼎原聚落群最大聚落，现存约72万平方米。灵宝盆地调查表明，此时已形成以大型中心聚落为中心，次级、小型聚落共存的金字塔式聚落等级结构。这批中心聚落有高度共通的特征：普遍以多重环壕界定聚落边界，大型高规格公共建筑兴起，制陶手工业走向专业化，聚落内部人群的地位差距逐步显现。以灵宝铸鼎原聚落群的材料来看，生产力提升、农业成熟、人口增长、社会阶层分化、公共管理体系成形，是这个区域迈入初期古国阶段的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庙底沟风格陶器向四方大范围传播，以花卉纹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广泛扩散，跨越不同地理单元实现了文化面貌的深度互动，让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互动交融。这种传播不依靠武力征伐，而是依托器物、纹饰承载的共同信仰与审美观念，促成了跨地域的广泛文化认同，由此孕育的文化共识被后世不断继承积淀，成为华夏共同体文化心理的古老源头，催生了早期中国文化圈，即导致文化上“早期中国”出现。
到仰韶晚期，郑洛与陇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尤为突出，涌现出一批规模宏大的都邑性核心聚落，进入了文明社会。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晚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聚落，现存面积117万平方米，呈“前朝后寝”布局，还有具备瓮城雏形的夯土围墙、成组大型院落、多处祭坛以及上千座规划有序的墓葬；出土了牙雕蚕、星月纹彩陶等遗物，较完整呈现出古国阶段的社会面貌。荥阳青台、汪沟，郑州西山等一批大中型聚落，共同构成了豫中地区的多层级聚落网络，表明当时的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完善。
甘肃南佐遗址是近年仰韶晚期考古最重大的发现。遗址核心区由九座大型夯土台基围合形成约30万平方米的中心区域，存在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公共建筑与高等级礼仪遗存，成熟的夯土营建技术与复杂的礼仪系统，反映出当时已经具备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出现了礼制分化，也体现出当时已经存在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毗邻运城盐湖的山西夏县辕村大型仰韶晚期环壕聚落，出土与盐业活动相关的筒形陶罐，表明仰韶晚期已开发盐湖资源，稀缺资源攫取是驱动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多学科研究成果让我们对仰韶文化形成了更立体的认知。植物考古证实，仰韶中期以后粟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辅以黍、水稻、大豆，这种多元旱作农业体系支撑了人口增长与大型聚落的兴起。动物考古显示，家猪是当时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古DNA研究对汪沟、仰韶村等遗址的人骨进行分析，揭示出黄河中游史前人群具备显著的遗传连续性，仰韶先民持续向周边扩散，对后世包括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望近五年，仰韶文化考古与研究均取得了显著进展，比较完整地展现出黄河中游仰韶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的演进图景。
（作者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