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那双眼睛不大，却装得下天地万物；那双眼睛很柔，却看得穿世间的悲欣。
■张莉
京杭大运河从杭州一路北上，流经杭嘉湖平原时，竟依依不舍地在古镇石门绕了一个一百二十度的大弯，才缓缓折向东北。就在这运河转弯的地方，坐落着一幢白墙黛瓦的宅院，名叫缘缘堂。
我第一次站在缘缘堂门前，是一个暮春的午后。粉墙剥落处露出青砖的肌理，朱栏的颜色已被岁月洗得沉着，庭院里的芭蕉刚从去岁的枯根中抽出新叶。丰子恺当年就是在这里，看“堂前燕子呢喃”，画他那些简简单单却意蕴悠长的画。他说缘缘堂“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可这艺术品，1938年便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如今我所见的，是1985年依原貌重建的躯壳。然而文脉这东西，原是不随砖瓦存毁的。
离开石门，沿运河往南，便到了杭州。丰子恺十六岁那年，就是带着故乡的自然之美来到省城求学。他对杭州的小巷尤其着迷。少年时读《论语》，读到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总想象不出“陋巷”是什么模样。直到来了杭州，看见那些称为“巷”的小街道，才在想象中确定了颜子所居的地方。“每逢走过这种巷，我常怀疑那颓垣破壁的里面，也许隐居着今世的颜子。”这话里有一种温柔而郑重的敬意，仿佛世间每一处破败的角落，都可能藏着精神的黄金。
西湖更是他一生眷恋的地方。他曾在湖畔小屋里饮酒，送客出门后舍不得春色，便信步走向湖边，独坐在柳荫下的石凳上。我沿着湖走，看见垂柳的枝条拂过水面，想起他画里那些寥寥数笔的杨柳。在他现存的四千多幅漫画中，杨柳出现了两百多次，人们因此送他一个别号叫“丰柳燕”。他画的柳从不繁密，三五条丝线似的垂下来，底下泊着一只小船，或是坐着一个看风景的人。画面空阔得近乎奢侈，可你又觉得什么都不缺。泰戈尔看过他的画后惊叹：“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简到极致，反而容纳了全部。
从杭州再往北，便到了扬州。1957年春天，丰子恺教儿子读姜夔的《扬州慢》，读到“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一句，忽然发愿要去扬州看看。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带着儿女直奔而去。到了扬州，第一件事就是寻访二十四桥。可问了一圈三轮车夫，年轻的都不晓得，只有一个年老的隐约记得。车夫把他们拉到一个地方，只见一条小河上一座小桥，桥下水已涸，最窄处不过七八尺。这座让姜白石写下千古名句的桥，原来不过如此。换作旁人，大约要失望了。但丰子恺没有。他站在桥边，我想他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水涸桥小，还有词人八百年前的月光，以及自己这一路追寻的痴气，这些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二十四桥。
1937年，战火烧到江南，丰子恺被迫离开故乡石门湾，开始了漫长的逃难生涯。他后来写道：“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别人是落荒而逃，他却称之为“艺术的逃难”。逃难路上，他仍然拿起毛笔，蘸着墨汁，寥寥数笔便是一幅画。故乡失去了，他便在艺术中重建一个故乡；缘缘堂烧毁了，他便在文字和图画中再造一座缘缘堂。肉身可以被逐出江南，但心里的江南谁也夺不走。
离开扬州的那天，我又想起丰子恺的一句话。他说自己的一生，“心为四事所占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四件事里没有财富，没有功名，甚至没有他自己。他把自己放得很小，小到可以坐在陋巷的石阶上，仰望天上的星辰；小到可以蹲在孩子身边，看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引发的惊天动地的悲伤。正因为小，他才装得下整个江南，装得下运河转弯处的缘缘堂，装得下西湖边的柳浪，装得下扬州干涸的二十四桥上那一轮看不见的冷月。
江南还在。运河还在流，杨柳还在发新芽，小巷里偶尔还能看见颓垣破壁。只是走过这些地方的人，再难有丰子恺那般的心境了，因为他看什么都是有情的，连一只盯着蛋壳发呆的母鸡都充满生命力。我想，这就是跟着丰子恺游江南的意义：不是去看他看过的风景，而是去学他看风景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却装得下天地万物；那双眼睛很柔，却看得穿世间的悲欣。
我们跟着他的足迹走过江南，或许也能学着让自己的心，成为那个画师——在寻常的杨柳、流水与柴门之间，看见一个有情的世界。
（作者为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