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包斯钦
长篇小说《大草地》书写的是清末民初的一段草原故事，小说对蒙古族历史近代化进程的叙事别有一番深意。
厄亦目家族在北方大草原的原驻牧地连年干旱，河湖干涸，赤地千里，陶古坦王爷带领属民寻找“天神应许的新牧场”，来到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命之曰“库日也”草原。祖祖辈辈游牧为生的蒙古族人，因逃避自然灾害、战乱祸端，抑或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逐水草而居，远距离迁徙，本是他们历史和生活的常态。但陶古坦王爷及其属民的这次迁徙不同于以往。他们离朝廷和内地更近了，又恰逢不同文明空前激荡的大变局。
一
哥萨克银行家叶尔克夫带着资金和团队来了，声称要帮助草原人“文明起来”，他要做“斯拉夫版哥伦布”；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皮萨罗来了，教廷的传教士约翰和马克也来了，他们要传播耶稣的“福音”，后者提出“借一块宝地，建一座教堂”；下嫁草原的王姓“公主”带着保健医生兼私人教师东洋人伊其奴来了，据说他是攻修医学、社会人类学和地质学的通才，对草原有着浓厚兴趣。“一时间，想要瓜分土地的，想要占有心灵的，想要掌控生活的，想要冒险创奇的，心怀种种目的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从海路、陆路，来到了东方大地。”受草原生灵和牧民救助而得以活命的传教士胡安·皮萨罗说了大实话：传教是一场“精神的占领”。而比精神占领更直接的目的，当然是经济掠夺和土地觊觎。手头没钱的牧民，纷纷向叶尔克夫的叶库大银行借贷，只需用牲畜做抵押，但抵押的牲畜必须“永远要活着”。他到草原开办银行，“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在悄悄进行一个战略尝试”，他要把陶古坦“像套进车辕里的老马，想怎样驾驭就怎样驾驭”“要在让他高兴的过程中将他征服”。东洋人伊其奴给牧民看病不收钱，只与患者签署“报恩承诺书”，他要他们邀请其“家族亲人”和同胞到草原来生活、定居。他在草原“考察发现”或亲手凿刻了许多“岩画”，最多的是“太阳的图案”，以此证明这里曾经是“大和人的故乡”，并暗自窃喜找到了彻底避免“被滔天巨浪卷入海底”的“和平搬迁”方式。
正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草地》腰封推介语所言，“草原的命运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小说用一段话把东方古国及其库日也草原面临的时代背景概括起来：“一股狂潮的浪头已经涌到了古国大地，涌到了他（指陶古坦王爷——引者注）的库日也草原。这股狂潮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荷兰人、法兰西人和伊凡四世时代的俄罗斯人及日本人参与进来瓜分世界的狂潮。”这是蒙古族生死攸关，行将告别传统古典型社会，步入现代型社会前的至暗时刻，是在外部冲击、内部危机交织之下向死而生、凤凰涅槃的艰难过程。
二
《大草地》的叙事架构是一个“去蔽”和“显现”的过程——整部小说围绕民族“命运”、社会“转型”而展开，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蒙古草原的社会存在置于全人类命运坐标系当中，使之从芜杂、遮蔽状态中显露出来，使之更集中、更典型地具象化、清晰化。借用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观点，则不应把《大草地》视作主题欣赏的审美对象或历史现实的机械描摹，也不应视之为艺术家主观表达的结果。因为，比起作品传递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小说开启了一个使事物得以显现的场域，就像海德格尔分析梵高的农鞋画，绘画中的那双鞋已经脱离了“功能性”，而显现出来的则是与之相关的整个世界。换言之，《大草地》并非呈现一个对象，而是开启一个“世界”。让我们来继续解析叙事文本：
除了外部的觊觎和冲击，最根本的还是库日也草原的人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他们自己不生产粮食，储备的粮食早已见底，人们从早到晚只吃动物肉，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全民正在遭受便秘的折磨。正如后来半梦谷的那位神秘人物和胡安·皮萨罗所言：问题在于他们“对土地缺乏人类应有的理解”“对自己生存模式的单一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是“生存模式的缺陷！”危机已然无法靠自己化解，陶古坦王爷不得不派阿当喇嘛进京向朝廷求援。随后他带来了大量赈济物资和银圆、铜钱，还带来了库日也王爷旗“直隶朝廷”的敕令。紧接着，“老佛爷”将身边的宫女赐给王爷作小夫人，陶古坦意外成了“皇家驸马”。下嫁草原的王姓格格带着兴建新王府和王府小镇的工程队来了。工程队运建材、修道路，进一步拉近了库日也草原和山南农地的距离。新兴的王府小镇如同京城的某一街区，“房屋全部为砖瓦结构，生活区、公干场所、琴房、书屋、学堂、花园、小桥流水”，样样齐全。内地杂货商团来了，马戏团来了，本地商社、客栈开张了，算卦的来了，讨吃的来了，小偷小摸也来了。加上奉朝廷之命安置的数千山南灾民，库日也草原开始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复杂多元的近代复合型社会。
三
《大草地》的叙事虚实相间，既有严格的写实描绘，也有充满魔幻、荒诞色彩的超现实书写。真与假、实在与虚幻、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不断在叙事场域中相互激荡，形成了巨大张力，而其根源则在蒙古族文化传统。敖包祭祀、“替命”“招魂”、剪马鬃“留福祉”、女性嫁给鞭子的“指物婚”等民俗事象，本就是千百年来蒙古族的“生活文化形态”。而来自草原地底下的“白发老翁”、在无人戈壁滩捡牛粪的弓腰驼背老太婆、雾霭蜃景中洪水般涌来的千军万马、陶古坦王爷间歇性的精神错乱，以及那条不断攻击、骚扰哈钦夫的长尾巴大黄狗等等，都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屡见不鲜，且被大众口耳相传的民间叙事。这些浪漫或怪异的情节、细节，不只增加了《大草地》的叙事灵动，不只给作品营造了颇具神秘色彩的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写实摹画难以承载的象征意蕴，或者形成了一个个极具哲学意味的隐喻。这些叙事不是遮蔽了存在，而是把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重新引回存在本身，并为整部小说“开启一个世界”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故事层面上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剧变。陶古坦王爷“为积德起见”，学朝廷废止了奴隶制，苏妮娅及其养母成了自由民；朝廷改变蒙地“封禁政策”，下令“拿出一块地开垦种地”，游牧与农耕的纷争随之而起；王姓“公主”开始改造王府的生活习惯，王爷由喝奶茶转而喝红茶，吃包子要蘸酱油醋、辣椒沫和香油，且上了瘾，一顿不能没有；更显见的是血脉交融——陶古坦王爷和王姓格格生下了小王子赤那斤，蒙汉混血的新一代诞生。
草原人不只是被动应变，更在积极思考。心怀憧憬的年轻人在反复琢磨：“是外面的世界和我们不同呢，还是我们不同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出草原，接触外面的世界：哈钦夫“替命”大难不死，在山南农区遇上了阿拉伯驼商队，不得不为商队牵骆驼，用劳动偿还他们的救命之恩，不但学会了用商业交换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懂得了人类原来有“游牧、农耕、半牧半商或完全工商等好多种生活模式”。哈钦夫的恋人苏妮娅虽然不识蒙古族文字，但在大商铺初识汉文，给胡安·皮萨罗留了张便条，便启程前往山南农地寻找心上人。小王子赤那斤进京上学堂后，竟对继承王位不感兴趣了，反倒要求出国留学。哈钦夫在去伊斯坦布尔的途中遇见一位法国留学生，初次听到“人类正处在严重不合理状态下”的惊世高论，在天津港他又遇见法国人称之为“同志”的人，他带给库日也草原的惊天大消息竟是“江山要易主”，改朝换代！
库日也草原的冰雪大地下正在酝酿翻天覆地的动能。“一个巨人正在迈着‘咚咚的脚步’向北走来”，人们剪掉了后脑勺上的长辫子，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那位“同志”却说“民国可能是个假象”。走过半个地球的哈钦夫，终于认识到应该从改变“草原人的生存模式”开始。他的“校堂办起来了”，要“把人类的知识传授给草原上的孩子们”“把角落里的人转化成世界上的人”；他的农作物试种初见成效，相信“提升生存模式的努力也将开花结果”。他成熟了，知道如何同叶尔马克掰手腕了。与此同时，陶古坦王爷最近“老做地动山摇”的梦，局势让他忧心忡忡。他在想，天下“最厉害、最牛气的”天朝“为什么老也打不过总被看不起的那些异邦他国”，还要让自己拿出八千万两银子赔款呢？时不时犯病的陶古坦王爷，现在显得无比清醒，他开始修编《厄亦目家族史略》，要留下家族、民族传承的史志，这是他家国情怀的一部分。他也看穿了“漠北老盟主要投靠尼古拉二世”，叶尔克夫在搞所谓“符号推销计划”，伊其奴正在准备来一场鱼死网破大决斗的真相。于是他站在焚烧叶尔克夫所谓“共投选票”的火堆旁，大声说：“永远不能背离的，就是母亲，就是祖国！”哈钦夫收到朋友来信，信中朋友要他“为一个伟大的目标服务”，建设“更美好的事业”，库日也草原的黎明即将到来。
四
至此，《大草地》围绕蒙古族社会转型而展开的叙事已然清晰。《大草地》是特·官布扎布继其译作《〈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长篇历史散文《蒙古背影：萨冈彻辰传》和《人类笔记》之后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有理由视之为他关于民族命运、民族历史长期思考的进一步总结和提升。他说：《人类笔记》“使我走出了原来那个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使我能从更根本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确，《大草地》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状物，处处闪烁着深度思考的火花。胡安·皮萨罗抱着传播“福音”的目的来到东方古国，草原蒙古族人的“天真、善良、淳朴，简单而又直率”的民族性格，进一步激发起他的人文主义情怀，他认为蒙古族人的生命平等观是“未被人为因素污染的哲学原点”。接着他又思索蒙古族人的人性品格、传统生存模式的优长劣短，并发问：在这个“恶欲横流”的时代漩涡中，他们能够应对“争斗的复杂性、诡异性吗？”哈钦夫乃至神经错乱中一再为“座椅”是否牢靠而忧心的陶古坦王爷，都在思索“如果无力改变世界，是不是应该学会适应呢？”这同样也是蒙古族走上现代化征程的思想“原点”。
我们毋须比对历史，去寻找小说人物和故事的原型。作者为作品设定的任务不是复述一段往事，而是将蒙古族的现代转型置于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格局中加以审视，从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去思考“权力与自由意志”的“刻度与边界”。作者“并非呈现一个对象，而是开启一个世界”。
从蒙古族小说史的视角观之，找出一部与《大草地》故事相似、表达相近、可比性较高的长篇小说，似乎不易。因为，《大草地》并不旨在描述事实、传递信息，而是“开启一个使事物得以显现的场域”，借此场域将作者的历史认知和哲学思考“诗意地”表现出来，在人类文明的大语境中呈现“游牧文明的沉浮重生”。这或许是《大草地》在蒙古族小说史上独树一帜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