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廊坊日报）
转自：廊坊日报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2012年被诊断为双侧股骨头坏死。医生说，这病最怕站着，最怕走路。可偏偏这个职业，天生就是要站着的，天生就是要来回走的。学校照顾我，把我的班一直安排在一楼。我知道是领导心疼我，怕我爬楼梯。十多年了，拐杖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孩子们都认得它，笑着叫我“三条腿老师”。
每当我为孩子们讲授关于长征内容的课文时，不仅讲长征的故事，还告诉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征路上的后来者和传承人。我这样想的时候，也感觉自己就是那条长征路上拄拐的跋涉者。当年确诊双侧股骨头坏死，我瘫倒在床上，望着惨白的天花板，只觉得天塌了下来，满心都是迷茫与绝望。是老父亲坐在床边，给我讲爷爷投身革命往事。爷爷是一名抗日八路军战士，跟随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1941年12月对元氏县驻扎的日军进行反扫荡作战。在攻打元氏县城的冲锋号响起时，爷爷第一个冲出战壕，奔向城墙。当他临近城墙扔出手榴弹时，不幸被日本鬼子机枪打中头部，当场牺牲。父亲如炬的目光告诉我：祖辈英勇不屈的风骨，是流淌在血脉之中的红色基因。父亲虽然不是第一次给我讲爷爷的故事，但是那天讲得生动又传奇，他不希望一个烈士的后代就此沉沦！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腿坏掉了，不等于前行的路就此断绝；脚步走得缓慢，不代表就抵达不了远方。血脉里传承下来的那股韧劲儿，重新支撑着我站了起来。从最初磨出血泡再到结痂到磨出茧子，我以坚强的意志扛了过来。
病假后报到第一天，校长看着我，有些犹豫：“你……能行吗？”我说：“能行。”这一声“能行”，我用了十四年时间来证明。每天清晨六点，我准时起床，拄着拐，从家开着电动车行驶十二里路赶往学校。为减少途中时间和往返的劳顿，我每天中午不回家，早上从家里带来干粮，中午简单热下当午饭。这样既保障了充裕的备课、批改作业时间，又巧妙地躲过一些恶劣天气。隆冬时节，漫天飞雪，路上结着冰，拐杖打滑，我就放慢脚步，一步一步地挪。十几年里，我没有一次迟到早退，每个学期下来都是全勤。
有一回，要上报一份材料，我得上一趟二楼。站在楼梯口，我拄着拐，望着那十几级台阶，忽然笑了——这要搁在长征路上，也算得上是一座小小的“雪山”吧！我一咬牙，扶着栏杆，一级一级往上走。等上到二楼，已是满头大汗。年轻的同事看见了，赶忙说：“赵老师，告诉我一声就行啊！”我微笑着说：“我自己能走的路，还是让我自己走。”有老师劝我：“歇吧，班主任事杂，你身体耗不起。”我想起河北那位周秀静老师，股骨头坏死术后拄拐回初三课堂，讲桌后藏一副拐，学生做题时她悄悄捶腿——她说“讲台才是我的舞台”。我不是孤例，拐杖敲地的节奏，和红军绑腿迈步的节奏，隔了几十年，却在一个拍点上：不能把娃们丢在半路。
我跟孩子们说：“九十年前，有一支队伍从南方走到北方，跨江河、翻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战士们脚底磨出的血泡比你们的弹珠还大。”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手问：“老师，二万五千里，到底有多远呀？”我拄着拐，从讲台这头慢慢地走到那头，说：“咱们操场一圈是四百米，二万五千里，得跑上三万多圈，差不多围着地球转快三分之一圈呢！红军叔叔没有汽车，没有高铁，穿着草鞋，背着枪，一步一步，走了两年多，才走向了胜利。”孩子们瞪大了眼睛，教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我看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心里忽然明白：长征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是一股劲儿，一股“不管多难，都要往前走”的劲儿。胖乎乎的小男孩举手：“老师，他们脚底的血泡疼不疼？”我顿了顿，拐杖尖在地砖上戳了戳：“疼。可他们心里装着的是我们这些人未来幸福的生活，就忘了疼。”
每一个冬天，对于我来说都是长征一样的考验。尤其是大雪封路，寒气逼人。股骨头坏死骤然加重，夜里稍微翻个身，便是一阵阵钻心的疼，常常整夜睡不安稳，两条腿沉重麻木，如同灌满了铅。屋漏偏逢连夜雨，病弱的身体有时还会染上甲流，高烧反复，浑身酸软无力。身体被病痛层层裹挟，每一分钟都实实在在地煎熬着我。清晨天色尚暗，我依旧拄拐出门，凛冽寒风如同锋利的刀子，顺着衣领、裤管往骨头缝里钻。每迈出一步，关节都传来刺痛，身体虚弱不堪，仿佛随时会被病痛压垮。当我想起课堂上还有几十双清澈的目光在期待我带领他们“长征”时。这点难，又算什么呢？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文艺汇演。孩子们排练了一个节目叫《长征路上》。他们用纸箱搭成雪山，用绿色卡纸铺成草地，穿着草鞋，举着红旗，在舞台上奔跑。小林演的是“小红军”，他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台下，我拄着拐，看着他们，欣慰地笑了，他们正在感受和体会长征的精神和意义。
节目结束后，小林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地说：“老师，我摔了三次，都爬起来了。我是不是也是红军？”我摸着他的头，用赞许和肯定的目光回答：“是也不是。是，是因为你表演到位了；不是，是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下去，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做伟大长征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长征从来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它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民族精神。
如今，我站在这条路上，拄着拐，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时常想，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再也拄不了拐，站不上讲台了，我该怎么办？我心里始终有个信念：只要还能站一天，就绝不离开讲台！
孩子们还小，不懂得什么是长征精神。我想，他们长大了会想起老师讲过的故事，会想起“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到那时候，种在他们心里的那粒名叫“坚韧”的种子，就会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