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定四年(1220)农历正月,72岁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应太祖成吉思汗之召,率弟子18人离开莱州昊天观,开始了漫长的西行之旅。历经艰辛跋涉,终于在两年之后抵达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太祖行宫。那时成吉思汗已开始西征,整日在厮杀与追击中奔袭,各方士兵与将官伤亡不计其数。丘处机目睹战争无情,生命无辜,便向成吉思汗提出:欲一天下者,不嗜杀人。被问有什么好的治理方法才能安之天下,丘处机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根本,以清心寡欲为基本纲领,成吉思汗听后深以为然。清乾隆对此颇为赞赏,谓之:“万古长生甭和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邕知济世有奇功。”从此,丘处机“一言止杀”享誉天下。
□许志杰
丘哥“佩服丹经自早年”
1148年(金皇统八年)正月,丘处机出生于登州府栖霞县宾都里,俗名丘哥,幼年家境贫寒,艰难的生活磨炼,使他打小就有了向道之心,后来他说:“吾之向道极心坚,佩服丹经自早年”。
19岁时,丘处机来到离家乡不远的文登昆嵛山,与在此修炼的唐四仙姑学道。1167年(金大宗七年),全真教创教祖师王重阳自关西东行赴宁海(今牟平)传道,丘处机拜王重阳为师。翌年,王重阳携丘处机等弟子在昆嵛山开烟霞寺,以此为起点,在山东东部地区传播全真道,创建三州五会,标志着全真道派的形成。
1174年,丘处机独自到磻溪(陕西宝鸡)修行,开始了六年的“自度清修”。磻溪是传说中的姜太公隐居之地,丘处机赋诗:“闻说磻溪隐太公,岩高树密壮祠雄”,表达了意欲追随太公志向的决心。他凿洞而居,蓑衣裹身,苦练性情,创作了大量诗歌,被后人编入《磻溪集》。六年后,丘处机离开磻溪,前往龙门山继续修行,七载悟道,大致完成“自度”。弟子把他的13年清修岁月概括为八个字:真积力久,学到乃成。1186年,丘处机在师傅王重阳早年修道之所,重修灵虚观,就是今天的重阳宫,被誉为“终南祖庭”。
五年后,他返回故乡栖霞,以故居为基础创建“滨都宫”,后到文登昆嵛山修起神清观和东华观,扩建牟平范园玄都观,从而使胶东半岛成为全真道的中心。
丘处机还曾三次到崂山传道,使此地道教昌兴,形成“九宫八观七十二庵”的景象,成为道教主要研发之场所,使崂山有了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的称誉。丘处机广收门徒,培养了一大批道学人才,声名远播。
与成吉思汗雪山论道
1222年4月,丘处机一行到达太祖雪山行宫,面见成吉思汗,两人多次深入交谈,史称“雪山论道”。回望年逾古稀的他这段历时两年多、行程上万里的西行路程,令人感慨。
成吉思汗在自己西征之前,曾派他的近侍刘仲禄到莱州昊天观,征召正在此修道的丘处机一起远征。
此前不久成吉思汗攻陷燕京并击败金人,威名远播,便希图通过武力征讨,掌握对更广大地区的统治。1219年的秋天,成吉思汗率大军沿蒙古高原西进,并征战至阿富汗境内的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丘处机接到诏书即出发赶往燕京,希冀与成吉思汗的征战队伍一起上路。当丘处机和他的弟子到达燕京时,太祖早已出发数日。成吉思汗命其弟斡辰大王护送丘处机一行,追赶大军,他们快马加鞭,星夜疾驰。路途实在遥远,天气又变化多端,影响进程,不过丘处机还是战胜了一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在两年之后到达成吉思汗驻扎在大雪山的营地。
途中每到一地,丘处机就“劝以不杀人,有急必周之”。据记载,丘处机路过阿力麻里城时,看到当地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而当地人看到丘处机一行使用中原地区的汲水器时,高兴地说“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为此时西域人对于中原的代称,说明他们心中的中原是富有魅力的地方。
到达雪山营地时,丘处机已近75岁,又经过如此长距离的征程,但他依然精神矍铄,与成吉思汗席地而坐,纵横天下。
“敬天爱民”是丘处机政治主张的根本,在与成吉思汗论道雪山时,他首先提出了不滥杀无辜、与民休息、选贤与能等为政手段,希望成吉思汗减少杀戮,“去暴止杀”。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认可。蒙古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至后期,蒙古法令则规定,两国交战前应先行宣战,向敌方军民宣告:如顺从,则你们会获得善待和安宁,如反抗,则其后果唯有长生天知道,非我方能预料。
丘处机不远万里西行雪山,体现了他救民心切的“仁爱”之心。成吉思汗部分接纳了丘处机的治政理念,等于开始接纳一种不同于游牧文化的新的礼仪文明,从而影响了元朝后续诸多政策。
丘处机在雪山度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1223年深秋辞行东归,抵达燕京,后奉旨掌管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即现在的北京白云观,掌管天下道教。1227年7月丘处机在长春宫辞世。
《西游记》作者之争
关于丘处机的民间故事盛行颇多,他甚至被尊为北京玉器行业的祖师,《白玉观玉器行业善缘碑》记载:“(丘祖)乃以点石成金之法,教市人习治玉之术,由是,燕石变为瑾瑜,粗涩发为光润……燕市之中,玉业乃首屈一指,食其道者,奚止万家。”为了纪念丘处机,民间自发形成“燕九节”,被后人称作燕九习俗。
丘处机还是一位造诣深厚、独成一格的书法大家,据《长春真人帖跋》记叙,丘处机书法“笔力劲健,气质浑厚,深得晋人之妙处。观其临纸运笔,未始介意,率尔成字,时人宝之,若良金美玉然”。他的诗词作品继承了唐诗宋词的基本要领,不求词藻,具有朴实流畅的特点,朗朗上口,开全真诗词清雅之宗风,其中不少作品直击民生。
丘处机还精通中医学理论,撰写了《摄生消息论》,以性命双修、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讲明了养生调摄应当顺应四时阴阳、消长盛衰的变化规律。在与成吉思汗雪山论道中,对养生之道的阐释符合医理,赢得太祖敬重。他秉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体与自然环境、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全真炼养法是一个综合的养生和锻炼系统,通过特定的身体动作、呼吸方法和心理调节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高上之士,性命兼达”,这是全真道对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总结概括。
丘处机以古稀之年出行西域,不仅书写其“敬天爱民”的精神风范,还为中国文学界留下一桩400年悬案。
众所周知,有关《西游记》作者,现在基本统一的说法是吴承恩。其实《西游记》的版本有多种,目前所见最早版本是明万历年间南京世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但是这本书并没有作者署名。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汪象旭与黄周星编作《西游证道书》,第一次将作者署名确定为丘处机,其后《西游记》作者一直被奉为丘处机。事情的反转出现在山阳人丁晏,他根据康熙《淮安府志》考证,《西游记》为淮安人吴承恩所著,鲁迅、胡适肯定丁晏的研究,成为文学界主流观点。
汪象旭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文人,也是一位小说家,晚年皈依道教,他与黄周星共同编著的《西游证道书》于康熙二年刊行,证实《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该书以世德堂版本为基础,对原文进行了润色修正,并加上了元代文人虞集的序文,这本书也成为现存最早的《西游记》百回刻本,全名为《镌像古本西游证道书》。该版本屡次重刻,对于《西游记》的传播与阐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丁晏何许人也,他原籍山东济南,明万历年间全家迁往淮安。他非小说家,是以治经学出世,“嗜学好奇”,著述甚丰。曾与何绍基主持编修《重修山阳县志》和《淮安艺文志》,《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的重大发现。
到了现代,鲁迅首先对《西游记》版本进行梳理,在《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承袭并肯定了丁晏的“吴承恩”说。依据明代天启《淮安府志》中“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记载,论证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而非当时流行的“元朝丘处机所作”说法。鲁迅对《西游记》最著名的评价是“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魔亦通世故”。胡适又大致承认鲁迅说法,他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给予肯定。有了胡适、鲁迅这等“大咖”加持,《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很快成为主流观点,后续版本亦改署名吴承恩,《西游记》作者丘处机之说渐渐淡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丘处机西行,他的弟子李志常也留下了一本“西游记”,这本书的名字叫《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记录了西行途中所见山川险阻、风土人情、所作诗词以及交际往来等。该书既是《大唐西域记》之后第一部凭实地见闻记录河中至天山东部地域的书籍,也是汉文典籍中第一部横贯蒙古高原的游记。从丘处机西行及归来路线图看,虽然与小说《西游记》唐僧师徒行进路线无法比照,但同样充满不可预知,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大书”。况且,“西游记”一词的首次出现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怎能不使人浮想联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