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时节,秋意渐深,楼前细雨、篱边黄花、醉眼斜阳,都成了古人寄托心绪的凭依。书法中的重阳,不只是节令的记录,更是秋气、人情与胸襟的交叠。读董其昌《苏轼重九诗轴》、陈继儒《行书七律诗轴》、普荷《草书诗轴》,便觉三幅作品气息各异:一轴清润疏朗,一轴闲淡温厚,一轴纵逸孤高,同写重阳,却写出三种不同的生命姿态。
□魏益君
明代董其昌《苏轼重九诗轴》现藏上海博物馆。此轴书苏轼《西江月·重九》,全文为:“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起句“点点楼头细雨”一落,秋日的微凉便漫上纸面；“重重江外平湖”又把视线推向远处,眼前之景与心中之怀层层展开。董其昌的行书清润秀逸,笔势从容,像秋光穿过疏林,明净而不迫人。他写苏轼词意,并不着力逞强,也不刻意求奇,而是以淡笔写深情,以静气托旷怀。词中有今昔之别,有凄凉之感,也有“俯仰人间今古”的通达；董其昌的笔墨则把这份复杂心绪收束得温润平和,读来如见一人独倚楼前,看细雨落阶,听秋声入耳,心中虽有感慨,却仍以从容之笔安放情绪。
明代陈继儒《行书七律诗轴》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作录其自作七律:“小春节物过重阳,忽送黄花到草堂。秋色门篱犹自绮,孤松三径未全荒。茱萸带紫方成酿,枫叶初丹薄有霜。思向尊前辞酩酊,诗人自此夜偏长。”“小春节物过重阳”一句,语气平和,却含岁月流转之感。重阳已过,节物渐收,友人送菊至山居,草堂门前仍有秋色,孤松小径也未全荒。陈继儒的行书温雅闲适,笔意舒展,像一位隐者在庭院中看叶落、闻菊香,慢慢说起近事。他的字不张扬,却自有余味；不激烈,却能见内心的安定。读此轴,能感到一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从容:重阳不是喧闹的节庆,而是回望生活、安顿心性的时刻。诗中有节序,字中有闲情,二者相映,便成了秋日里最耐读的一页。
清代普荷《草书诗轴》亦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轴书:“醉眼看花最可怜,一年风景在尊前。凭他屈指酬佳节,说到重阳更洒然。”起句“醉眼看花最可怜”便带着几分疏狂与悲悯。重阳赏菊,本是雅事,可“醉眼”二字一转,花不再只是花,眼也不只是看花的眼。花有盛衰,人有聚散,世事如秋叶,转眼便随风而去。普荷的草书奔放连绵,笔势起伏,线条或轻或重,或疾或缓,像秋风卷起落叶,也像心绪忽而开阔、忽而低回。他身为僧人,笔下却并非一味枯淡,而是在纵逸中透出对人间深情的体察。所谓“最可怜”,不是轻薄的感叹,而是看透之后仍存温情；而“说到重阳更洒然”,又把这层悲悯化作了洒脱。此轴最动人处,正在于狂放与悲悯并存。
三幅作品并置,便能见出重阳书法的丰富。董其昌写的是清润的秋思,陈继儒写的是温厚的秋怀,普荷写的是孤高而深情的秋悟。前者如细雨楼前,中者如小春庭院,再至醉眼看花,情绪由静入淡,由淡入深,也由文人雅趣渐渐走向更开阔的人生感怀,它们并非只在展示笔墨技巧,而是在节令之中照见各自的心境。
书法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工整,而在气息。董其昌的淡、陈继儒的闲、普荷的逸,都不是单纯技法所能概括,而是胸襟自然流露。而重阳题材之所以耐读,是因为它把秋景与人生连在一起。楼前细雨、节物重阳、醉眼看花,表面写景,实则写心。书法与诗文相遇,便不只是字形的排列,而成了意境的延伸。诗给书法以内容,书法给诗以呼吸,二者合在一起,才让千百年后的观者仍能感到那份秋意。
重阳年年有,墨痕却不可重得。读这三幅作品,如同在秋日里与古人相对:有人于细雨中静坐,有人于节序里回望,有人于醉眼中看花。笔墨有深浅,情怀有冷暖,而那份对岁月、对人生、对自然变化的体悟,却穿过纸绢,久久不散。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