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井丹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
走在长寿双龙场龙富街心，老橱窗里那张黑白照片，隔着一层玻璃看过去，像洇着一层薄薄的雾，连边缘都模糊了。照片下方一行红色小字：廖井丹。
我停下脚步。不是因为这张脸陌生，正好相反，它太熟悉了。我看了很久，20年前的悠悠往事，恍如昨日。这些年来我常常在琢磨，照片里的廖井丹人称“红色文胆”，短短四字，承载着怎样厚重的一生？
一
初识廖井丹，是在县文化馆那间简陋的阅览室里，第一次从《抗战文艺》上看见那张脸。那年我上高二，趴在课桌上写小故事，方格纸才写了一页，就“卡壳”了，怎么也写不下去。突然他的照片跳了出来，我一愣，整个人像被什么击了一下。
嚯，这太意外了！我们双龙竟出过这样的“红色人物”，他叫廖井丹，不到16岁就外出寻求救国道路，求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后远赴北平，在白色恐怖中艰难传递火种。重返川东后，他往返于江津、巴县乡间，联络进步青年组建“红军之友”社，把一盏灯提进了漫漫的长夜里。
廖井丹的舅舅郭老先生，曾与家父共事。听说我在搜集革命前辈的史料，便主动对我讲述他的经历：全面抗战打响后，廖井丹奔赴前线，担任决死队政治主任，成为一名拿笔杆子的宣传战士。吕梁山的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刮脸，他深入敌后创办《抗战日报》，一篇篇檄文冲破封锁，唤醒民众。于他而言，笔就是刀枪，报纸就是阵地。几经颠簸，从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一步步走来，“红色文胆”的称号，早就落在他的身上。
结缘廖井丹，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只是一名普通战士。这份结缘，牵线人正是郭老先生。首次回乡探亲，郭老先生托我返京后，抽空去拜访外甥廖井丹。考虑到前辈公务繁忙，我不敢贸然登门，只写了一封短信寄去，根本没有指望收到回音。
一个临近下班的午时，部队宣传股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熟悉的长寿口音：“是小袁，袁勇同志吗？”我心里一惊，连忙应答。“我是廖井丹，你的信收到了。工作日我较忙，你来选周日方便一些，记得带上我回给你的信哟……”
几句温和叮嘱，消解了彼此间的距离。真没想到，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会把一封陌生来信放在心上。思量再三，我选定一个晴好的星期天动身。
二
吉普车一路前行，车过长安街，拐进城西一处家属院。往里看，一栋栋红砖楼房，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自带历经岁月的沉稳。
我走进院里，踩着满地绿荫，接住一肩和煦的春风。廖老早已在楼下等候，我赶紧上前，“唰”地一个标准军礼，他笑着伸出温热而宽厚的手：“欢迎小袁，一路辛苦啦。”
眼前的廖老不到70岁，身形挺拔，浓眉亮眼，一身布衣，透着沉淀下来的气度。家中陈设格外简朴，木椅、沙发错落摆放，长条桌上码着一些报刊材料。
没有过多客套，闲谈自然而然铺开。他问我常年在北方，习不习惯。我说，最初有诸多不适，日子久了也慢慢适应了。他静静听着，眼里露出几分赞许。看得出来，他把我视为孩子。
话题聊得最多的是家乡。从庄稼收成、乡亲们的小日子，到地方经济发展、双龙电影院的现状……我们拉着家常，他时而记下什么，时而谈点个人看法。说到一些地方文化生活匮乏，他神色凝重，说：“前些年去调研，见一些市县、公社（现为乡）文化馆、站狭小冷清，缺少吸引力。”他若有所思：“乡土不能没有精神寄托，巴蜀文化源远流长，重庆有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要用革命书籍、优秀电影、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守住家乡的文化根脉。”
廖老的日常，一如寻常百姓，简简单单。有一回我去拜访，正赶上午饭时间。桌上摆着一盘川味香肠、一盘肉末蒜苔、一碟时蔬，配一碗清汤。保姆阿姨说，香肠是特意为家乡来客准备的。廖老不停为我夹菜，熟悉的家乡味道，更拉近了一老一少的距离。
三
印象中，每次道别廖老都会拉着我的手，从二楼走到院外，嘱咐注意安全，有空常来。返回单位心绪难平，曾写下《拜见廖老》《我与廖井丹》等小文，被载入《方志四川》《重庆文化忆往》，这些手记，连同后来的几封书信，我珍藏至今，它们像一盏灯火，灯从未亮过，但在夜里摸到它时，便知星光在那里。
记得一个金秋的十月，我陪郭老先生造访京城那层二楼。廖老开门，见郭老先生，亲切地喊了声“舅舅”，接着补了一句“小袁来啦”。其实，廖老与郭老先生差不了几岁，按老家的辈分就该这么叫，他俩也是多年未谋面了。那日的午餐，同样清淡：凉拌侧耳根，清炒豌豆尖，一碟腊肉，都是长寿带去的。一向幽默的郭老先生一句“老侄，你家腊肉切厚了哈”，廖老夹起一片咬下半截，没争，只嘿嘿地笑。整个饭局话不多，笑声倒一阵接一阵，从窗缝漏出去，落在秋日的天光里。
那些日子，每到年底，我都会拨一通电话过去。那头多半是保姆先接，片刻听见廖老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声音沉下来：“过年好！”几句家长里短，最后总要问一问：“你那儿，没有大的变化吧？”
有一年，我考京城一家报社，笔试结果未出，便去了重点建设工地。白天采访，夜里赶稿，住了近两月，早忘了报考之事。回京后才知笔试尚可，报社几次三番寻我不着，已补了别人。那段日子，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给廖老打电话，无意说了这事。电话那边沉默少许，才听他开口，声音比平时慢：“小袁，你知道吗？抗战时我们驻太行，有一个交通员身背文件，要翻多座山，人到了，任务早改了。那些文件一份也没用上。”他停了停，电话里传来沙沙声响。“难道山路白走了吗？没有。山路长在身上，一辈子都是你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话不重，却叩击着一个追梦青年的心。那些年，我换过几次工作，每回遇坎，耳畔就浮起电话里那股电流声。失之东隅，未必是失。那些山，到底没有白翻。
最后一次见廖老，是在一大型图书馆奠基现场。他俯身铲下第一锹土，红绸垂地，书香可期。活动一散，他见我在此采访，便径直走了过来。一名摄影记者见状，示意要为我们拍张照片。廖老指向旁边一根长凳：“坐那儿照，自然些。”咔嚓一响，他侧过头对我说了句话，被相机快门声盖住。旁人问渊源，他朗声道：“老朋友，长寿老乡。”看那张照片，老少俩都笑得很舒展。隔着长辈与小辈，又偏偏亦师亦友，这么一层层叠下来，一直没断过，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2006年11月8日，那晚比往常凉，忽然央视播出一条讣告：“廖井丹同志，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我关了电视，屋里一片寂静。我坐在那儿，久不挪动。路灯投在窗上，微微晃着，像信纸上未干透的文字。
而今故乡橱窗里，廖老照片仍然贴得端端正正。展板上的故事特别耀眼，映记他烽火办报、笔底风雷的一生。人们记住了“红色文胆”这个名号，可留在我心底的，永远是那束光，还有快门按下时那句只留在我心里的话，足够陪伴人熬过半世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