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慕新
年少时，我曾那么渴望成为作家。那时总觉得，我心中有一片辽阔的天地，只能借文学和想象来盛放。
2000年初秋，莫言先生应邀到我就读的山东师范大学作报告。散场时，我拨开人群，举着自己的小说处女作《祖上打过一只雁》的打印稿冲过去，像“李逵劫道”一样拦住莫言先生，请他给予指导。
莫言先生接过文稿，装进了他的文件包。虽然没有太多语言交流，但他答应回北京后看一看，再给我提出意见和建议。
接下来的日子，我似乎有所期待，又似不抱希望。我躺在宿舍里，重读自己的处女作。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在黄河滩里打雁的猎人，遇到一个遭受无能丈夫家暴的女人，两人相爱，却最终引发了一场悲剧。那时，想象力丰富加上创作力贫乏，让我无法自测深浅。
中秋节后，我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信，落款地址是北京地西大街181号中楼，邮戳时间是2000年9月12日，这一天正是中秋节。面额60分的邮票是倒着贴的，据说这是爱意的表达——这是哪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的来信？
我压抑着兴奋拆开厚厚的信封，却发现是莫言先生写来的。真没想到，他还这么童心大发，玩了一把浪漫。
信封里厚厚的一沓是我的小说打印稿，封面还签了“莫言”两个大字，另外则是一封写给我的信。激动之余，我展信默读，旋即就五味杂陈起来。
信上说：“你的小说我看了，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评价。再读了一遍后，还是跟读第一遍时印象差不多。首先我觉得，在当前这文坛上充斥着妖魔鬼怪的都市病人小说的情况下，你还坚守着你想象中的乡土，很是可贵。但毫无疑问，这类小说已经很难引起编辑们和读者们的兴趣，发表的可能性较小。”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紧，但还是接着看下去了。莫言先生对我所谓的“新乡土小说”之“新”认真评判了一番。
“这小说的确是有点‘旧’了，如果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可以的。你的‘新’确实已不新了。农村题材的小说，如果写不出新意，出路几乎没有。但你对农村生活的熟悉总是有用的，一旦你有了对农村生活的新的理解，它们就会起作用。”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模糊，尤其是读到信中那句“小说到底该如何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不应该像你这样写”，年轻气盛的我已经大为沮丧。
那一刻，做了多年的文学梦，似乎瞬间成了惊出一头大汗的恶梦。一盆冷水，将我从摩拳擦掌准备去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春秋大梦里泼醒。放下信纸，我怔怔地回到床上，蒙住被子，自我催眠疗伤。
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报社，告别虚构，专心写实，在新闻领域深耕了一二十年。关于文学梦想，关于莫言来信，在繁忙的日子里，都逐渐淡忘了。
2012年10月11日，中秋过后的十来天，突然一条新闻让人沸腾——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兴奋之余，我想起十多年前莫言先生曾经给我寄过一封信。于是翻箱倒柜，居然又找了出来。
之前一直记得来信只有一页纸，现在却发现是两页。在第二页上，莫言先生还对我谆谆教导：“你似乎不应该这样匆忙地讲一个故事，你应该学会描写，你应该找到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叙述的腔调，一种语言的节奏。有了这个，就成功了一大半。根据我的经验，最有效的学习写作的方法就是认真地去解读你喜欢的书，刚开始时‘描红’几篇也无妨。”
原来他在来信中，还曾如此耐心具体地指导过我啊。记得莫言先生在我的母校演讲时，的确举过他模仿卡夫卡《变形记》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例子，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的叙事风格，也就有了莫言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
在来信的最后，莫言先生特别声明：“我的话你不必太当真，仅供参考。”落款时间是2000年中秋前夜。然而，那时的我，年轻又冲动，自卑又自负。
转眼二十六年过去，如今我已年届半百。只怪我当年太幼稚，没能压住性子看完莫言先生给我的创作建议，实实在在“走了宝”。想起那个夭折二十多年的文学梦，心中仍不免有几多唏嘘。能在今天讲出这段往事，错过文学之路的酸楚遗憾早已寡淡，风吹雨打，皆成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