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乐故事”的几种讲法

    ◎刘溁德

    《喜乐会》全书的最后，周宏翔以两个女性人物之间的一通电话作结：

    她（黄梓彤）拿起了手机，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叶永珍的语音电话，“妈，你先别收拾了，你找个地方坐下来，我想和你讲个故事，嗯，我好像也只能和你说……”

    当作者要讲给读者的故事行将结束时，人物之间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故事”，不由得让读者心头一颤——《喜乐会》的故事难道还没有讲完？这则“故事中的故事”究竟指向何处？

    无关“喜乐”的基调

    E.M.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曾论及“故事”的概念，将其解释为“对依时序安排的一系列事件的叙述”。显而易见的是，《喜乐会》将这种时序逻辑拆散、重新编辑，黄梓彤和叶永珍对话里闪现出来的那个“故事的故事”到最后又留下一个口子：她想讲述的故事可能是开头小区里女人的故事，可能是弟弟蒋源的故事，也可能是萧家后来的故事。但是全书的“喜乐故事”却并不仅仅是围绕着黄梓彤筑起，她的经历更应当被理解为追溯叶家几代人过往的起点，从她身上出发串接起更广远的存在，也让小说里重庆、大连的“双城记”被赋予了充沛的情感动能。标题预示的那种“喜乐故事”到底该怎样完成讲述，伴随着作者的设计，叙述主体纷纷登场，然而每个人的背后却还有着更深层的不同讲法。

    “所有的人都以为她想死，结果楼下的女人却先死了。”

    如此悬置的小说开篇，引发了旁人对黄梓彤的众声喧哗：一次服药过量被讲成寻死，一桩命案又引出对她生活的种种猜测。从这里开始，小说似乎便在提醒读者：一件事发生之后，它还会在他人的口中继续不断延展。谁有资格说出真相，谁只能接受别人替自己写好的说法？发生在黄梓彤身上相互抗衡的种种问题，既构成了这部小说更深处的悬念，也为作者笔下“喜乐故事”的讲法确定了一种无关“喜乐”的基调。

    怎样继续生活下去

    子安去世多年，黄梓彤仍照顾他的母亲叶永珍。维持旧日情谊的同时，黄梓彤也在尝试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她与萧琰靠近，试着重新走入婚姻，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旧日关系的牵引，同时还卷入到萧琰和他的前妻、女儿之间的纠葛。每个人身上所负载的过往，都不会因为一场新恋情的到来而退场。作者并没有急于替黄梓彤安排一个归宿，而是不避讳地、细细写下“重新开始”四个字落到具体生活里时，那些纠缠不清的责任、亏欠与迟疑。

    作为黄梓彤这段关系的另一参与者，叶永珍失去独子后又想再要一个孩子，仿佛只要生命重新降临，自己也能跟着再活一遍。周围的人有同情，有惊讶，也有劝阻，却很少真正进入她的孤独。她试图将生育看作旧事得解的方法，却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限制，后来连熟悉的房子也失去了。房子、孩子与叶子安留下的记忆，一件件失去之后，她走进庵堂，想把情感以及欲望一并放下。属于叶永珍的“喜乐故事”走向一个更加沉重且切肤的话题：生育对于一个失独老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更是一个母亲在漫长余生中寻找寄托的痛苦愿望。

    叶敏在小说一开始似乎是作为配角登场，然而伴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她承载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吞没读者对其他角色的阅读印象。她看上去最懂得如何把日子过得热闹红火。她离开大连，在深圳做生意，出入不同城市，不肯按照旁人的眼光安排婚姻，是最有资格替叶永珍回答“怎样继续生活下去”的人。然而最后叶敏当年出走的真相揭晓时，才知道所谓和睦，只能靠叶敏的沉默才能成立，女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可言说的创伤与沉默，在一开始就发生了错位。《喜乐会》的故事讲述至此，无意停留在解释秘密、揭示真相上，更是要让姐妹俩终于能够和她们各自承受的痛苦短兵相接，意识到“为这个家好”的说辞之下那些晦暗的龃龉，她们的“重新开始”才具备真正的可能。

    如何“重新开始”的故事

    由此观之，作者笔下的“喜乐故事”本质是在讲述如何“重新开始”的故事。《喜乐会》里不只是女人们，黄梓彤的弟弟蒋源被送到别人家抚养，他构成了叶子安的对照镜像——后者是被悄悄换入家庭，获得了姓名与疼爱，而前者则是被悄悄送出家庭，长大后仍在追问自己为何出生。与此同时，小说并未简单地对他们以“好孩子”“坏孩子”的标准评判。蒋源曾在姐姐婚礼门外，悄悄送上祝福；叶子安也察觉妻子藏着一位弟弟，临终前向他留下嘱托。生活水面之下那些没人知道的关心，曾真实地存在，只是他们失去了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相认的契机。小说的结尾部分，黄梓彤想送蒋源逃走，但是他却选择用自己认定的方式迎接“重新开始”。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叶敏面对大哥叶永江最后选择离开的一次翻版。“喜乐故事”讲述出的亲情是缠绕不清的，是有温情却依然冷峻的。对于蒋源、叶敏来说亲情并没有消失，却也无法替他们改写已经留下创伤的过去。

    小说的“喜乐故事”却并不仅仅停留在个人身上，相应的也具有可感知的时代气息。就像莱昂内尔·特里林当年从菲茨杰拉德的文字里看到他对“爵士时代”的回望。《喜乐会》里的故事流转奔走在重庆与大连双城，乃至于牵连起更远的深圳、曼谷，场景的流变让人物得以离开旧处，也使秘密随人迁移，更能够借人物的眼睛感知往日不再的落寞。不同人物的“喜乐故事”里，一间房子、一块手表、一张照片，起初只是生活中的物件，后来却成了另一段往事的入口以及昔日华美的刻度。每一个人重拾往事的旅程，无异于刻舟求剑。

    回到开头与结尾的两处悬念上，《喜乐会》里的“喜乐故事”比起讲述了什么，更能体现作者写作意图的，或许是“重新开始”之前的记忆，会被呈现为何种面貌：有人为了自保而不说，有人为了维持表面和睦而说谎，也有人直到多年后才找到说出口的力气。结尾的年夜饭上，黄梓彤把折叠桌打开，方桌成了圆桌，围坐的却只有三个人——这个圆并未填满，恰如那则作者也没有讲明的“故事中的故事”。小说至此收住，让“喜乐故事”停留在一个尚未起始的开端：失去无法补齐，秘密也不会因为说出便全然消散。可贵的是，当一个人愿意讲，另一个人愿意倾听时，她们或许便能在旧故事之外真正找寻到重新开始的决心与勇气，慢慢过出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