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晴朗，长汀县河田镇伯湖村。记者走进“情系湘江·1934”传承馆，只见一面照片墙格外醒目，墙上是一张张烈士后代的全家福。
邱学军站在照片墙前，熟悉地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哪位老人找到了父亲的牺牲地，哪一家终于等来了迟到几十年的“团圆”，她几乎都能说出名字。
8月31日，邱学军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9月10日，她又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但比起这些荣誉，她更愿意谈起的，还是那些她一路寻访的英烈与他们的家人。
从2016年开始追寻红三十四师烈士，到2017年扎进伯湖村做公益支教，邱学军一次次出发，一边寻找那些没有回家的烈士，一边陪伴一群山村孩子长大。
10年寻亲，让烈士“回家”
2016年，电视剧《绝命后卫师》在龙岩取景拍摄。当时，作为龙岩电视台的记者，邱学军参与采访报道，也由此第一次真正走近红三十四师的故事。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机关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奉命担负后卫任务，浴血奋战，6000多名闽西子弟血洒湘江，几乎全部牺牲，也因此被称为“绝命后卫师”。
2016年，赴北京采访期间，邱学军采访到了红三十四师100团团长韩伟的儿子韩京京。这次采访，让她对那些尘封已久的名字有了更深的触动。
那一年，她第一次踏上了帮助烈士后代寻找亲人的路。这一找，就是10年。
寻找，靠的是一遍遍查档案、翻族谱、找老人的“笨功夫”。烈士资料上的一个村名，可能早已随着行政区划调整而消失；一条几十年前的线索，往往要靠当地老人一点点辨认、核实。一次次查找，一次次走访，散落在档案和记忆中的线索逐渐被重新串联起来。
寻找烈士林福建的亲人时，邱学军拿着公安部门提供的采样工具，跑到上杭县一些有林姓居住的村庄，一份份采集老人样本，再送去进行DNA比对，前后历时8个月。
最终，邱学军帮助烈士林福建找到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
更多时候，等待邱学军的是一段没有结果的寻找。对于确认没有后人的烈士，她就转而查资料、补族谱，让那些年轻的名字重新回到家族记忆里。
10年间，邱学军32次奔赴湘桂偏远山区，累计为116名龙岩籍湘江战役烈士找到亲人。
最让邱学军难忘的，是2017年带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老人钟华生到湘江寻找烈士父亲钟则林。老人腿脚不便，仍拄着拐杖走到英名廊前。他轻轻摸着墙上父亲的名字，又掏出母亲的照片。“爸爸，我把妈妈给您带来了，跟着我们回闽西老家吧。”钟华生哽咽道。
回到长汀后，钟华生按照闽西习俗，将从广西带回的土、水和石头埋进父亲的衣冠冢。临走时，钟华生突然跪下感谢邱学军。她赶紧把老人扶起来：“您是长辈，我受不起您的跪谢。是我应该感谢您的父亲，感谢你们全家。”
对邱学军来说，所谓“寻亲”，并不是简单地找到一个名字、一个地址，而是让一个家庭等了几十年的牵挂，终于有了落脚处。
扎根伯湖，陪孩子长大
2017年，邱学军来到伯湖村采访。
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不少老人和孩子。采访中，简陋的教室、缺少陪伴的孩子，让邱学军没有办法像普通采访一样，写完稿子就离开。
邱学军联系母校厦门大学，从2017年开始推动厦大与伯湖小学开展公益支教。此后，大学生支教队持续来到这里，经典朗读、书法、围棋、足球、美术等课程陆续走进山村课堂。
为了让支教队能够长期留下，她自费提供住宿、餐食和往返路费，建起“大学生支教之家”。
对于伯湖村乃至周边村庄的许多孩子来说，邱学军组织的公益夏令营、冬令营，是每年寒暑假最盼望的事情。每到假期，厦门大学的学生便来到村里，教孩子唱歌、跳舞、绘画、武术，带来丰富多彩的公益课程。
2021年，55岁的邱学军决定提前退休，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和烈士后代。
清晨，她陪孩子们晨练；晚上，辅导他们写作业。寒暑假，她操办夏令营、冬令营，吃什么、住哪里，都亲自过问。哪个孩子缺衣物、文具，她就买来送过去。10年过去，当年跟着邱学军的孩子渐渐长大，新的孩子又来到她身边。
2023年，邱学军在伯湖村建起“情系湘江·1934”传承馆，把寻亲过程中留下的烈士证、老物件、后代手印、全家福以及从烈士牺牲地带回的江水和泥土等，一一保存下来。
这里，成了孩子们认识那段历史的一个窗口。
建馆存史，续红色记忆
站在传承馆的照片墙前，邱学军最常说起的，并不是自己跑了多少路，而是渐渐逝去的老人。
“非常有紧迫感。”邱学军说，第一批跟随她去广西、湖南寻找亲人的27位老人，如今已经有近10人去世。
有的老人等了一辈子，直到晚年才终于走到父亲牺牲的地方；有的老人刚刚找到线索，身体却已经等不起了。
今年7月份，邱学军又找到了两名烈士后代。可她知道，再往后线索会越来越少，再找不到，就真的没有了。
因此，她把这种寻找称作一场“抢救性”行动。
抢救的不只是烈士后代的线索，还有老人脑海里的记忆、一个家庭保存了几十年的故事，以及那些散落在族谱、档案和民间口述中的历史碎片。
“我希望有更多媒体能够关注，帮忙做这种抢救性的报道。”邱学军说。
在她看来，一篇报道有时就是一根线头。有人看到报道，想起自己的父辈；有人根据一个名字，就能找到一条新的线索。10年里，邱学军自己跑了32次。如今，她还在继续寻找。
“只要我身体允许、脑袋清醒，我愿意为烈士后代多做一点事。”邱学军说。
